从《白鹿原》看中国传统家族文化的消逝(3)

然后随着抗日战争的开始，社会的动荡更使得这种摇摇欲坠的乡土社会秩序更加岌岌可危。不过此时虽然情形不容乐观，但就如在《白鹿原》中显示的，代表着野蛮权力的军阀队伍进入村庄抢粮时，排长也要用武力威逼族长白嘉轩拿起铜锣吆喝村民交粮才能实现，另外，作为官职的“乡约”，外来赋予鹿子霖的权力，实际作用并没有族长的权力大，鹿子霖搞不定的事情都得请白嘉轩出山。这两个场景显示出了族长为表征的乡土秩序，深植于乡土社会之中，即使在国家权力渗透之时，依然生命力顽强，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并没有彻底被终结。

不过，从1949年以后尤其是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合作化开始，社会主义改造下的国家权力第一次全面深入乡村，取缔了乡绅阶层和宗法制度，实现了对乡村社会的全面控制。随着社会的全面发展，随着迁徙和流动的约束逐渐减少，大量的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后，接受了市民化，在身份上由纯粹和传统的农民，向具有了更多现代性的“农民工”或“新市民”转变，从社会现代化的角度，这是一种巨大进步，但从对原有社会的冲击角度来说，其冲击力也是空前的，乡土秩序已经渐渐被瓦解，乡土文明渐渐被淡忘。

尽管“乡土社会秩序瓦解与乡土文明的终结”的这种趋势是不可逆的，人为是抵挡不住的，我们也没有必要过分地固守与迷恋那些必然要走入历史的传统。但在很大程度上说，乡土文明又是中国人的精神家园，这是几千年的文化积淀。如今，这种文明的消逝是很多人心中的不舍。如同《白鹿原》中反复出现这样的镜头：一座中式牌楼远远竖立在大片麦田中。它像一个隐喻，隐喻着中国乡土文明在旷古的忧伤中，沦为远方的记忆与模糊的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