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Q报道|阿乙：作家、病人，父亲的葬礼(12)

下源村的葬礼短则七天，长则十五天，有时一个月不停，吹吹打打。再穷的人家葬礼也不会穷，棺材用好木，墓碑找人打，再远的亲戚也来，连仇人也来。艾宏松躺在灵堂里，有个负过他的人，骑了个自行车过来，弯下腰，烧香，作揖，跪拜，痛哭流涕。
葬礼最后的环节是“归山”。日子是去世第十天。道士说，这天如果下雨，红砂被水冲散，那就是大吉。凌晨四五点，道士作法，出殡。棺材里除了骨灰盒、纸钱、旧衣服、象棋，还有几本诗词书。后来真下了雨。冷水荡山下的坟茔已经挖好了，就离新房不远。哀乐声里，八仙把棺材抬进了坟茔。
葬礼结束。天黑了。
太阳一升起来的时候，牛就站在田里吃草，尾巴在屁股上甩打着。它好像从来不动位置，你去山上转一圈，回来，它还在那里。附近的山比冷水荡更高，上山的路太陡，司机走走停停，有时下车看几眼才敢试试。黑山羊不用试——运气好的话能碰到它们，脖子上挂了铃铛，叮当作响，成群下山，眼睛大睁着。羊群总是堵住路。赶羊的人也不爱眨眼，似乎他早已融入群山，成了羊群真正的一员。车子遇到羊群不怕，怕的是遇到对开的车。山路窄，远不到两车可以并肩的宽度，必须有人退让。出于安全考虑，总是下山的车后退。两车以相同的速度上山，像两头对顶的牛。运气好，退不太远就遇到山路交叉口，得到错车空间；运气不好，就得一直退到山顶。
山越高越危险。三十多年前，药站站长艾宏松为了采药总往山里跑。他曾摔下山崖，被人救起，只摔折了腿，因此被认为命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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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在北京南二环一家咖啡馆，我第一次见到阿乙。那时是2015年1月，他还没搬家，住在蒲黄榆地铁站附近。那时他已经在吃激素，脸发肿。我们聊了两个小时。从考取警校开始，他讲了自己出走瑞昌的故事。那些事情他写了不止一遍，也跟不同的朋友和记者讲过多次。我们后来又见过几次，都是采访，说话一多他就深呼吸，走路也慢，像在搬动自己。“今天说累了，今天说不动了”，他很容易累，总是这样终止谈话。
此后朋友组局吃饭，我常能见到阿乙。印象里他的脸色一直是差的。问起病情，他总是面无表情地描述自己的症状，似乎谈到的是另一个人。每次见面他都带着书和笔，坐下来，习惯性地摊开书，拿笔写写画画。他的书常常封皮残破，内页写满文字。他随时拿着书就像其他人随时拿着手机。他也随时把读到的内容讲出来，带着口音，语调倒是抑扬顿挫。有时说得冗长，只要他高兴，朋友也不打断。肾做了手术，他说自己多活一天就多赚一天，听不得这些晦气话，朋友就只能皱起眉。早年刚来北京，他们聚在一起，彻夜谈论读书写作，十多年后，朋友倒觉得写作在其次，养好身体更要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