豆瓣8.2，三十年过去了，《蝴蝶君》西方式傲慢，反而变本加厉！(6)

宋作为情报人员也知道高仁尼对自己有意思，就装扮成女人步步为营，将高仁尼诱骗到甘愿为她背叛法国。
当宋丽玲以男儿身站在被告席时，在场包含高仁尼在内的众多白人男性满目惊诧，面面相觑。

在她们的眼中，东方女人温顺妩媚，善良忠诚，逆来顺受。他们无法将这个“西装革履”的男士，同以往西方任何文艺作品中“东方娇娃”形象划等号。

电影中宋丽玲在台前铿锵有力，不卑不亢诉说着西方对东方的傲慢蔑视时，让西方人“大梦初醒”。
逐渐开始正视东方文化，他们逐渐意识到自己所谓的“东方主义”不过是臆想产物，东方人绝对不是他们以为的形象。
构建于文化差异的“蝴蝶”象征
有趣的是，这出爱情的闹剧并不是虚构的，华裔作家黄哲伦在1986年偶然在《纽约时报》上看到了一则社会新闻:
一位法国外交官与一个中国京剧演员保持了近 20 年的情侣关系， 最后发现这个京剧女伴居然是情报人员，还是个男的！
这种怪诞荒谬的故事给了黄哲伦极大的创作灵感，再结合普契尼的《蝴蝶夫人》的悲剧内核，他把“蝴蝶”这一意向的表现发挥近乎极致。
在象征意向中，高仁尼代表了西方主流傲慢僵化的外交官。
宋丽玲在电影中与当时的中国属于同构关系，宋丽玲是高仁尼想象中的“蝴蝶夫人”，中国则是西方想象中的“蝴蝶君”。
高仁尼第一次看见宋丽玲在剧院表演《蝴蝶夫人》歌剧时，他深受震撼不是因为歌剧的悲剧，而是他在潜意识也希望可以有一位“蝴蝶夫人”为了自己而殉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