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天空——镇原县文学事业发展百年走笔（杨佩彰）(20)

在社会层面上，1957年上半年，在“双百”方针鼓舞下，镇原诗坛涌现出一批敢于触及时弊、勇于表现生活矛盾的诗，表现了作者对生活的独特思考和大胆的艺术创新精神。就在这年，在全国很有影响的《诗刊》《星星》分别创刊了，这为后来镇原诗歌创作提供了发表和交流的平台。从全国来讲，60年代初，由于连续几年的经济困难，文艺政策有所调整，创作界似有起色。但好景不长，1962年底，“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口号的提出，使全国的政治形势再次发生变化。从1963年起，诗歌创作出现了新的转折，政治抒情诗成为占据诗坛主导地位的潮流。直露地表白诗人的政治信仰和道德情操，甚至以标语口号来替代感情的抒发，成为一时的风尚。诗的主题由赞颂新生活，转向对“继续革命”的感情和行动的赞扬。诗歌的想象方式和象征体系发生了变化。浅薄的比兴象征、托物言志的方法大量运用。
这时候，镇原文学创作顺应了社会的变革。出于一种对政治顺应的需要，这时的写作者注重张扬个性，提倡身心解放，宣泄个人对时代激情飞扬的赞美情绪。由于“人民公社”火热朝天的生产劳动所带来的某种狂热，给这个时期的文学创作注入了一剂“兴奋剂”。进入新社会、处在思想解放的时刻，这种对自由追求的激进主义行为，使得其中激进与保守、行动与思想，均处在一种对立与悖反状态，而青春的书写就在其中显露出了特色：一方面要求着变革，一方面又承续了前一时段的某些东西；一方面接受新的事物，也有意识地产生对旧的体制的冲击，形成了一种对旧制度的鞭挞、对新生活向往的激情昂扬的文学表达。所以这个时期的文学主要是以“短、平、快”为特征的诗歌创作。但这个时期的诗歌并谈不上质量，好多诗歌都是“打油诗”。用群众的话说，就是“顺口溜”。如：
清清渠水日夜流，
社里庄稼绿油油。
谁敢说粮食不丰收，
谷穗穗砸烂他的头。
还有如“住的是楼上楼下,用的是电灯电话,使的是洋犁洋耙,洗脸盆子(大喇叭)会说话,苏联有啥咱有啥。”“我家世代庄稼汉，受尽折磨苦连连。旱荒难收一粒粮，水灾休想活过年!公社开掘幸福泉，集体力量能翻天。水、旱、虫灾都不怕，荒年要变丰收年。从前种田靠苍天，如今靠党不靠天。靠天哪有靠党好，千秋万代保丰年!”等等。
诗歌创作的队伍比较庞大，比较有成就的要数孙树强、常文昌、刘信、吕律、刘行远、白生金、李志文、田耕、张华等人。可惜现在不好找寻可资证明或欣赏的原作了。而散文的创作相比于诗歌、小说来讲显得“弱势”一些，创作的成果也不甚显著。当时的主要作者有张自强、白生金、李兆明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