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邓稼先写到哭”，新华社老记者笔下的“两弹一星”精神(4)

钱三强。新华社资料片
八千里路云和月
1986年，在邓稼先去世前的数月里，我作为第一个进入核武器研究“禁区”采访的记者，曾多次和邓稼先接触，并专程到他工作的核武器研究设计院采访他的事迹，从而知道了关于邓稼先许多鲜为人知的感人故事。
1941年，邓稼先考入西南联大物理系。1945年毕业后，他先后在昆明文正中学、培文中学和北京大学物理系任教。1948年至1950年，邓稼先在美国普渡大学物理系攻读研究生，并获得博士学位。不久，他和200多位中国留学生冲破重重阻挠回到了祖国。

邓稼先。新华社资料片
当这位“娃娃博士”出现在归国前辈钱三强、彭桓武、王淦昌等科学家面前时，大家都为初创的中国科学院核物理研究所注入了新鲜血液而高兴。
如果把原子弹比作一条龙，那么搞原子弹理论设计的先行工作就是“龙头”。这项工作做得好坏，关系到原子弹各种工程设计的成败。中国没有造过原子弹，因此也就无所谓有什么权威。在国外严密封锁的情况下，邓稼先作为该研究所理论部负责人，他先读书，一边备课一边讲课。年轻人称他为邓老师，他说：“你们甭叫我邓老师，咱们一块干吧！”
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邓稼先激动的心情还没有平静下来，一项难度更大的工作又落在他和同伴们肩上——研制氢弹。他作为组织研制氢弹的理论设计负责人，遇到的困难可想而知。
邓稼先的同伴们说，每一次新的战略核武器重大突破，每一次里程碑式的试验成功，都和邓稼先的名字连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