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7月4日：绿色的悲哀

绿色的悲哀
本报记者　雷收麦　李伟中　叶研　实习生　贾永
编者按　作为一段震撼人心的记忆，大兴安岭特大森林火灾留在了1987年的中国历史以及人类同大自然相互认识的史册上。
在熊熊的烈火面前，我们顽强的人民，我们英雄的军队以及参与这次扑火的许许多多的人，在党中央、国务院的直接指挥下，经过殊死搏斗，夺取了这次扑火斗争的胜利。毫无疑问，他们的业绩真正是赴汤蹈火、彪炳史册！
然而，这毕竟是一场悲剧。
这场悲剧肇始于何时？蕃衍于何方？在对自然、社会、人相互关系的深入探究中，人们自会得出超乎大兴安岭之外的种种结论。而这结论最终将会使我们更加理解我们的国家，理解我们的改革。
本文是继《红色的警告》（6月24日）、《黑色的咏叹》（6月27日）之后，本报就大兴安岭火灾发表的第三篇通讯。我们希望在探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相互关系之后，深入思考灾难所反映出的人与自然生态环境相互制约的关系，并以此献给关心着这场灾难的人们，献给在改革中前进的祖国。
一个肩着历史重负的民族，一个正开始在国际竞争的跑道上、作跨越历史断层飞跃的民族，遭到了大自然灾难当头的一击。一场大火，席卷了大于一个葡萄牙、相当1/3个意大利、等于15.5个新加坡的土地；焚毁了建筑430万平方米楼厦所需的木材，损失是何等惨重！
在追求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的同时，我们应当与自己赖以生存的大自然建立怎样的关系？让我们透过人与自然的生态圈，探测五月这场灾难的又一深层原因。
生态移民
A.从古老的迷雾中走来
上溯几个月或几年，迎着北方的寒风，播火者走来了——汪玉峰、王敬保、付邦兰……他们都是被人称为“盲流”的外乡人。这次大兴安岭春天的五把火，有四把是他们亲手点燃的。
他们在尘土飞扬的乡路上走着，跋涉者身后那地平线上渐渐隐没的小村庄，就是今天他们在牢房的铁窗里梦绕魂牵的家园。
来自山东、河北、江苏……命运不同，互不相识的人们，络绎不绝地汇集到同一条路上——一支今天被称做“盲流”，昨天被称为“闯关东”的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