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典型农民”杜深忠：临帖40年，68岁的他在农村搞文学创作(7)

“没有藏身之地”
杜深忠心里有一个理想的乡村标准。他认为村民应该讲道理，尊崇文化。这样的期待眼下看来虚幻，不切实际。在村庄，文化的崇高感正在经济观念和金钱意识的冲击下渐渐淡薄。村庄里的等级和阶层正被收入水平重新定义。
而现在，作为村里的“文化人”，作为“无钱的君子”，杜深忠感受到的是村庄对他的拒绝。“用你的时候夸你，不用你的时候只剩贬低。”
杜深忠出生于杓峪村，成长于杓峪村。在村庄，人们过着一种无意识的生活，在习惯的生活方式和规则中不加思考地呼吸，吃饭，睡眠，干活。生活吝啬地关闭了想象力与通往思考的契机。杜深忠不想圈在村中，他想要走出去，在密不透风的生活里打开一条缝隙。
从学生时代起，杜深忠就保持着写日记的习惯。看到的诗句，无论是《蜀道难》还是《赤壁赋》，“爱不释手地抄写”，一遍一遍地写。他喜欢看书，读《林海雪原》，《青春之歌》，《野火春风斗古城》。在山里，一本书往往多人传阅，《苦菜花》书页丢失得七零八落，拿到手里时书脊处被弯弯扭扭的铁丝固定着。每到周末，他就翻两座山头去县里的新华书店借书，两毛钱借一次，回来就读，如饥似渴。
高中毕业在石家庄当了五年炮兵后，杜深忠复员回家。在父母为他娶妻盖的新房里，他闭门读书，专注文学创作，没有心思结婚。邻居老太太说，“他爸不给他送壶水去，他都不知道要吃饭了。”
在农村，“如果25岁还没有结婚，你就变成了一个社会问题。”从那时起，高龄未婚的杜深忠就变成村庄的另类。他把苦闷写进文字里，写对爱情的憧憬，也批判黄土文明的保守和落后。那些3万字、5万字的小说从杓峪村走出，寄往各地的大小编辑部，又一次一次地被退回。
多方压力下，34岁的他妥协，决定结婚。
缝隙出现在1987年寒冷的冬天。杜深忠收到从北京发来的、来自人民文学函授中心的通知，邀请他去鲁迅文学院学习。通知上写着，“有很大的创作潜力”。这8个字点亮了萧瑟的冬日，也点亮了他十几年来积郁的失意。
与张兆珍结婚的第二天，杜深忠翻过大山，攥紧从村里借来的200块钱，坐上了从济南开往北京的火车。列车摇摇晃晃，他寻找的东西从未如此之近，他觉得有什么东西正要冲出胸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