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典型农民”杜深忠：临帖40年，68岁的他在农村搞文学创作(8)

图 | 杜深忠的书柜
北京，一个想象之中又在想象之外的城市，一个被氤氲雾气笼罩的城市。结束动荡时期的北京在杜深忠眼里是灰蓝色。人们穿的衣裳是灰蓝色，建筑是灰蓝色，城里人说话轻柔文明，也像一团灰蓝色。站在红绿灯矗立的路口，他望着拥挤的街道上，人们骑着自行车风一样穿过。“骑车的，开车的，路上看不见一个闲人。”繁忙熙攘近在咫尺，他甚至不知道怎么迈出腿过马路。
接收到鲁迅文学院学习通知的有700多人，结果来了四、五千人。东四八条上课的大礼堂被挤得水泄不通，青年们人手一本杂志。《小说月报》，《收获》，杂志一出很快被一扫而光。人山人海的文学青年来自城市，来自部队大院，来自各地政府机关，杜深忠觉得自己格格不入，因为“我是唯一的农民”。
新的知识爆炸式地从西方传来。图书馆里挤满了人，连地摊上都摆的都是西方哲学书籍。巴尔扎克，狄更斯，拉美魔幻现实主义，达达派，欧洲现代派小说，都进来了。读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杜深忠看了两遍都没有看懂，觉得晦涩、无法理解。图书馆浩瀚如海的书籍更让他感到畏惧，“天下的好故事都被写尽了。像我这样的人，可能有只言片语塞进书里吗？”
当青年们怀抱着憧憬扎进新世界时，杜深忠心灰意冷。他写的文字被老师推荐去各个编辑部，依旧没有回声。唯一的赞赏被掖进心里，再也没有被拿出来过。他记得文学院的老师曾说，“你读过《老人与海》吗？你的心理描写写得真好，像海明威。”
北京不是“奶与蜜的流淌之地”。在北京，他是个一无所有的庄户人，在城市知识分子占主流话语权的文学圈，他缩在边缘，更准确地说，他不在里面。解冻时期的热情没有给他更多的希望，相反，他被彻底击垮了。
命运合拢缝隙，将他重新驱赶回沂蒙山区。杜深忠将没有留在北京的原因归结为自己的自卑，懦弱。1987年冬天过后，他回到杓峪村。他说，“在北京，我没有藏身之地。”

“外面的世界很无奈”
文学梦破碎后，杜深忠又回到村庄的惯性中，呼吸，吃饭，睡眠，干活。他怀着遗憾，也接受了派发给他的命运。“不可能跻身那个行列了，不可能的。老天爷就要我当农民，所以我在土地上苦苦地挣扎。”书还是继续读，逮住什么看什么，只不过已经没有了目的，仅仅是为了打发时间，缓解内心的躁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