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25岁，终于确诊了成人多动症|百家故事(10)

但目前，根据相关流调显示，我国的儿童ADHD患者数量大概在2300万左右，但就诊率只有10%。低就诊率的背后，是儿童精神科医生的缺乏，也是国人对ADHD的认知的有限。
在接受界面新闻采访时，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心理科主任高鸿云博士表示，在我国，ADHD的概念还不够普及，很多家长觉得小孩子的多动只是调皮，老师教育方法不好，或者作业太多了。而在所有ADHD儿童患者中，女孩是更被忽视的群体，原因是——女孩更多的症状表现在注意力缺失，而不是多动上，因此，女孩的确认率要更低。王玉凤说。

正在为儿童患者问诊的王玉凤。 图源北京大学第六医院
今年是王玉凤进入成人ADHD领域开始研究的第22年，这22年中，越来越多的患者被看到并得到了相应的治疗，但在与《人物》的交流中，王玉凤反复强调着一句话：对于ADHD，并不存在治愈的说法。在面对这种无法治愈的慢性疾病时，医生能做的，只是常常安慰。
科学的本质和规律，我们要接纳，有些事我们是可以改变的，我们得努力改变，有些是改变不了的，我们要接纳。王玉凤说，对于很多复杂性疾病，基因和环境交互作用的慢性疾病，医生要做的都是对症而不对因，即尽力帮助患者缓解症状，回归社会。
在我国，这也是上千万成人ADHD患者需要面对的现实，他们需要学会长久地与疾病共存。
一位六岁ADHD患者的妈妈，在儿子确诊后意识到自己也患有ADHD，这时，她40岁。她形容那一刻，自己会觉得有些遗憾，如果不是因为ADHD，她或许会成就一番事业——因为无法专注，她只能选一份自己能很轻松完成的工作，即使拖延，也能临时补救。而在遗憾的同时，自己作为妈妈的职责也变得更加清晰——她说，自己需要和儿子一起找到他更擅长做的事，以及，帮助儿子在未来与这个世界共处。
由于副作用过于强烈，国涛放弃了吃药。他知道自己分心的源头是多巴胺不够，于是在学习之前，他会想各种办法让自己多分泌一些多巴胺，比如买很多零食，或者看电影。看到正念对提高专注度有用，他也会去尝试。有时候，ADHD在他眼里更像一种特质，而非一种疾病，It’s a feature, not a b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