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命女人》：“杀老公”看似反叛，实则在维护传统(5)

《达洛卫夫人》的作者，著名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生活在上世纪20年代的伦敦郊区，游走在虚构与现实生活边缘的她，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与被束缚感，内心渴求着死亡；劳拉·布朗（生活在二战末期的洛杉矶家庭主妇）因为看《达洛卫夫人》，引起她不断追问自己，什么才是更有意义的生活？日复一日的持家生活同样让她萌生自杀的愿望；克拉丽萨·沃甘，生活在1990年代的纽约，正过着达洛维夫人一般的生活。她有着自己的同性女友，却依然深爱着才华横溢却因艾滋病难以自理的朋友理查德。

《时时刻刻》海报。
这部电影同样用时空交错的方式展现了三个不同时代的女性一天的生活。与《致命女人》以豪宅为连接线索类似，伍尔夫的小说连接了三位女性。值得玩味的是，尽管《致命女人》总被拿来和《时时刻刻》对比，但是两部作品在精神内核上其实并不完全一致。如果说《致命女人》讲述的是女人为何会“杀人”，那么《时时刻刻》探讨的则是女性为何会自杀。
乍看上去《致命女人》的女性主义立场更加决绝，而事实上，《时时刻刻》也许更深刻地描摹了独立女性的心态。电影把不同时空中的三位身份不尽相同的女性故事拼贴和重组，诉说了女性渴求独立、又身陷困境的共同矛盾心情。
《时时刻刻》的先进性在于并没有单纯地将女性和男性对立起来，这绝对不是一个好女孩遇到“渣男”才觉醒的故事。相反，电影里的三位女性的爱人都是宽容善良，甚至愿意理解女性的。但是这依然不能改变这些女性内心的孤独和苦涩，在本质上，这些女性在精神上都无法与她们的男性伴侣和友人真正共鸣。而三位女性在心理上的贯通，却使她们之间形成一种跨越时空的命运共同体，彼此映照，展现了女性主体的危机。这些女性角色看似孤独，陷入各自的困境，但这部电影却将女性的独特性展现出来，她们的问题绝不是个人的婚恋问题，而是在一个女性找不到位置和失声的社会中结构性的危机。这点绝对是这部作品比《致命女人》在意识上进步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