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鹏程：民国热，一厢情愿的文艺想象

“民国热”是近十年来中国文艺作品中的热门话题，催生了一大批电视剧、纪录片、学术著作、通俗读物。在当下诸多文艺作品中，民国不再被视为积贫积弱的乱世，而是荡气回肠的时代。如果对比早年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哈同外传》和近年出版的《南渡北归》《蒋介石与现代中国》，就会发现对民国的展现已经由对“乱世”的批判，转向了对“黄金时代”的讴歌。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凭借反思历史汲取经验教训，破解当下遇到的问题本是历史学的重要功用，但“民国热”的产生却存在某种偏移。近年来，标榜怀旧、对过往历史的想象与消费悄然成为“时尚”，面对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产生的一些新问题，一部分民众，尤其是那些怀抱着所谓“中产阶级理想”的知识精英，试图通过重新挖掘民国的价值，来表达自身的疑惑和诉求。
在民国题材的文艺作品中，最常见的是对文人的颂扬和对轶事的回味。从《南渡北归》对西南联大教授群体的描绘，到上海文广传媒集团推出的纪录片《大师》，聚焦的无不是民国时期声名远播的文化名人，其中，带有“自由主义”立场的知识分子，如胡适、徐志摩、林徽因等人更是被频频提起。故事中的主人公，男性优雅高贵，女性浪漫聪明。蔡元培兼容并包的办学风格、胡适为学术自由而驳斥蒋介石的胆量、陈寅恪游学各国而不求学位的做派，都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话题。这些故事都有一个显著特点：吹捧知识分子的自尊自强，即便在强力的催逼下，也敢于直言。无疑，这种表述是当代知识精英自我身份代入的结果，他们在民国文人身上“发掘”出前所未有的成就感。
在那些以“趣闻野史”招徕读者的作品中，民国的历史经常被借用来批评当下社会。比如微博上频传的一则轶事，说军阀刘文辉当西康省主席时注重教育，特地颁布一条政策，称县政府如果比学校修建得好，县长就地正法。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这是在指责当下的一些教育问题。这些所谓“轶事”是对历史进行编造和美化的结果。比如有的读物称段祺瑞并非三一八惨案的主使，相反，事发后他赶到现场长跪不起，并以“终身食素”自罚。其实段氏当时根本没有谢罪的举动，且吃素仅是因为信佛。再比如有的故事称赞蒋介石的仁慈，称他在发迹后想重修祖居，面对邻居拒绝搬迁，他也无可奈何。这一传闻完全是虚构的。而前面刘文辉的“光辉事迹”也是凭空捏造的，更讽刺的是，刘在任期间是挪用教育经费的老手。
我们进而发现，在一些民国题材的文艺作品中往往还隐含着“翻案”意识。随着革命话语影响的减弱，“去革命化”与“去政治化”成为暗流，这为用另一套视角解读现代中国历史提供了机会。最为显著的“翻案”意识体现在那些打着“揭秘”、“重读”旗号的历史书籍中，其中不乏学者写的普及著作，但更多的是用剪刀糨糊拼贴起来的消遣读物。在这些读物的鼓吹渲染下，曾被视为“反动派”的蒋介石、宋美龄堪称琴瑟和谐的典范，大地主刘文彩等都成为造福一方的正面人物。比如，蒋介石便被塑造成既注重私德，又能广开言路，对文化人极度容忍，甚至当刘文典当面顶撞他时，也不加惩处。在这些叙事中，民国要人俨然成为时代模范，民国也被粉饰成了既保留“礼义廉耻”传统，又具有时代精神的美好存在。这类“翻案”看似指向个人，实则指向整个中国近现代史——言下之意是既然民国如此美好，那么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还有什么必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