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鹏程：民国热，一厢情愿的文艺想象(2)

在民国的映照之下，革命、左翼的意识形态顿时失色，沦为激进和不成熟的代名词。“民国热”有意无意地为大众展示了一个不同于革命史观评判的民国，试图借助“翻案”质疑革命的合理性。
显然，一部分民国题材的文艺作品是“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的产物，它指向的是过去，隐喻的却是当下，传达出了某些群体在社会变迁中的一些心态。在“后革命”时代里想象，民国文人政要、编造真假混杂的传闻，寄托了他们重新评价近现代中国历史的企图，也是他们在社会转型期借机塑造身份、表达诉求的策略。
这些文艺作品往往止步于对历史一厢情愿的想象。它们描述的民国和真实的民国有着极大的差距。民国固然走上了初步现代化的道路，但由于没有获得全国性的整合与动员能力，其发展的地域与阶级差异是极大的，底层民众的生活尤其得不到保障。这一点，相信看过写实主义名作《骆驼祥子》《多收了三五斗》的人都能理解。而“民国热”的浪漫化想象则抽离了民国的时代背景，将其描绘成一个大师辈出、精英涌现、个个都有着独立人格和高贵气质的时代。显然，“民国热”的拥趸们是“眼光向上”的，他们将目光聚焦在文化精英上，对其从社会交际到私人生活，进行全方位的窥探。我们经常能够看到这一类标题——“四十年代北平教授一家的生活影像”、“张爱玲：民国唯一真正的贵族出身的作家”……这种眼光是选择性的，它以对精英阶层的想象代替了对整个民国社会的关注。鼓吹者们只看到文人的幸福史，而没有看到底层民众的受难史，其结果是用“精英史观”取代了“民众史观”，屏蔽了更广大的底层民众的存在。
此外，在“流量经济”时代，热颂民国的文艺作品的升温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人们消费历史的热情，同时也与传媒资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民国热”的宣扬者多数深度介入大众媒体，有些本身就是媒体人。至于微博、微信上的营销号、炮制通俗读物的写手，其生存更是与媒体流量息息相关。他们深知，要扩大影响，增加转发量和关注度，就必须迎合大众趣味。为达到这一目的，一些人不惜扭曲与改写历史，制造轰动效应，导致谣言的盛行，从而造成文艺作品的段子化和奇闻化，最终结果是历史的娱乐化。“民国热”的宣扬者最终沦为“历史发明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