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荐万千读者公认的好书《荣格心理学》，值得反复读！(27)

但是，复旧的文艺复兴的企图重蹈了《普罗米修斯片段》和《潘多拉》的覆辙：它也同样胎死腹中，因为我们不能对其间经历的始终伴随着深刻的精神动乱的基督教世纪视而不见，所以古代的解决方式失去了它的作用。因此，中世纪时，这种对古代的偏爱就逐渐消失了。歌德的《浮士德》证明了这一过程，在该书中，问题是与魔鬼的头角相连的。善与恶之间神圣的赌注被接纳了。作为中世纪的普罗米修斯，浮士德接受了同作为中世纪的埃庇米修斯的靡菲斯特的挑战，他们订立了契约。此时问题的焦点变得一下子集中起来，而透过它我们会发现，浮士德其实就是靡菲斯特。埃庇米修斯的原则就是不停地往回看，认为一切都是采取“交换形式”（第303段）的那种原初状况造成的，这种原则凝聚在一起就变成了魔鬼的形象，他邪恶的力量以“魔鬼冰冷的拳头”对一切生命体构成了威胁，光明被迫重返孕育了它的母体的黑暗中去。
魔鬼将真正的埃庇米修斯式思维暴露无遗，它所谓的“除了……以外什么也不”式的思维，使一切都被归结为不。埃庇米修斯对潘多拉的素朴的激情转变成梅菲斯特用于浮士德的灵魂的恶魔的诡计。普罗米修斯在拒绝具有神性的潘多拉时表现出来的敏锐预见，不仅延迟到葛丽卿（Gretchen）的悲剧以及对海伦（Helen）的仰慕中得到了完满的补偿，还在最后升入天堂母国中（“永恒的女性／引我们向上”）得到了补偿。
普罗米修斯之所以会被人格化为中世纪的术士形象，是因为他反抗被认可的众神。中世纪术士往往保留着原初异教的特征；他的性格未被基督教的两分化所浸染，仍无意识地与原本的异教无意识联系在一起，在它们原初的素朴中，对立物超越了“罪恶”的范围却不担负任何责任地彼此共存，它们如果被意识生命吸纳，就会以相同的魔力导致恶也导致善。这种人具有破坏者和拯救者的双重身份，所以充当解决冲突的意图的象征性载体就是再合适不过的了。更何况，中世纪的术士早就抛弃了不再具有可能性的古代的素朴，全身地投入到基督教中来了。他身上所具有的古老的异教因素会他在进入基督教的初始就无法避免地否定自身并进行苦修；因为他急迫地渴望拯救，所以他不得不探求一切可能的道路。然而，在解决问题的尝试上，基督教最后还是以失败而告终，这表明在那些顽强存活下来的异教因素中确实还有被救赎的可能，因为这些反基督教的象征开辟了接纳罪恶的道路。
歌德凭借其敏锐的直觉把握住了这一问题。不过有趣的是，不管是《普罗米修斯片段》《潘多拉》，还是把采取折中的方式将狄奥尼索斯式快乐与基督徒的自我牺牲混合在一起的蔷薇十字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