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荐万千读者公认的好书《荣格心理学》，值得反复读！(26)

事实上，传统的和集体的约束与埃庇米修斯态度中的破坏性因素是一回事，在那幅鲜明地讽刺传统基督徒的画作——埃庇米修斯对“羔羊”的盛怒中，这一点更是一目了然。通过这种感情的爆发，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那种我们非常熟悉的来自《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驴之节日》（）中的对当代倾向的表达。
某种东西曾经是好的并不意味着它永远都是好的，人们总是记不住这样的事实。人们总喜欢按照过去旧的方式，把那些早已变坏的东西仍看作是好的，直到这种错误的认识给人带来极大的牺牲与极度的痛苦之后，人们才开始意识到，那些曾经是好的东西也许现在已经变坏了，原来所具有的好品质也已经不复存在了。事无大小，皆是如此。人们即使早就知道一些儿童时代的方法和习惯以及那些曾经被认为高尚的善事实上是存在危害的，却还是难以抛弃它们。如果我们把范围扩大，就会在放在更大的范围上态度的历史变迁上看到同样的情形。一种集体态度必然对应一种宗教，说起世界史中最痛苦的章节，宗教的变迁绝对值得一提。在此方面我们的时代曾因史无前例的盲目而遭受磨难。我们认为，要想从心理上清除一切犹太教传统及其他宗教的影响，唯一的方法就是宣告已经刻在我们心上的每条信仰都是错误且无效的。
我们对启蒙深信不疑，似乎我们面临的理性变化以某种方式深刻地影响了情感过程，甚至还深刻地影响了无意识。我们全然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历经两千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宗教是一种心理态度，是一种与外在和内在世界相适应的特定形式和方式，它创造出一种特定的文化模式和一种任何理性都不能对它提出质疑的氛围。当然，摆在我们面前的理性变化，是一种即将来临的可能性的指引，是一种征兆，但是，因为心理具有惰性，所以心理的更深层次的东西仍然会在先前的态度中长时间地发挥作用。只有这样，无意识才能使异教继续存在。在文艺复兴中我们看到，古代精神更容易再次焕发生命，在我们这个时代，也可以看到更为古老的原初精神再现的状况，相比任何其他时代，也许它们才是最了解历史的。
某种态度的根基越牢固，那么摆脱它的斗争就越激烈。随着“铲除罪恶”（crasez l’infme）这一来自启蒙时代的呼喊，法国大革命中宗教变革的序幕徐徐拉开，宗教变革其实并不具有普遍性，其实质只是对一种基本态度的重新调整。而关于态度的普遍变化的问题自此之后就从不曾中断过；它再次成为19世纪许多卓越的思想家的热门话题。我们已经看到，席勒在把握这一问题时所付出的努力，而在歌德处理关于普罗米修斯与埃庇米修斯的问题时，我们还看到了另一种努力；它试图使较高分化程度的功能与较少分化程度的功能之间在某种程度上达成和解，较高分化程度的功能对应的是基督教向善的理想，而较少分化程度的功能因受到压抑而对应着基督教除恶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