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是一座流动的“伤城”(4)

然而，香港沦陷后，大量难民又不得不向海外移居，或回迁内地。
1943年初香港只有98万人，1945年5月更只剩65万人。
日本投降后，大批移民者北归，商人、艺人重返上海。
怎料不久，战乱再起，这群人又折回香港避难。
1946年中，香港人口快速上升至155万。
刚从上海东吴大学法学院毕业的查良镛（金庸），被调往《大公报》香港分社（1948年）。
1949年，蒋介石快速败退。北平、上海、广州富商、名流以及难民蜂拥入港。罗湖口岸最高峰之际日通行过十万。
这一年，上海滩风云人物杜月笙前往香港；出生于广州、年仅8岁的黄沾，随父母移居民香港；梁羽生也来了。
1950年，香港人口已飙升至223万。
这一年，张爱玲只身走过罗湖桥来到香港。
那时，香港超过一半的人口，来自内地移民。
香港，就像太平洋上的浮萍，政治势能及人口迁移的波动，都深深地影响着这座城市的命运。
当时，香港工业化程度很低，大量难民无法就业，只能露宿街头。香港九龙早期的青山道、港岛东华三院、摩星岭、西营盘一带有大量难民露宿。
部分楼宇住着有钱的上海人。抱着小孩的妈妈、老人守在楼梯口，在哀求讨钱、讨食。
人口大量涌入，公共用品严重不足，难民问题，成为了香港政府棘手的难题。所幸的是，国际组织支持香港快速了成立大批福利公益机构，捐赠大量物资。
领取救济品，成为了50年代香港人及难民的历史性记忆。
在政治、经济及文化难民中，超过40%都曾从事高级职业，但初到香港，他们或被迫，或只能从事普通劳工，只有10%左右可维持高级职业【4】。
或许，真正的痛苦不是经济拮据、生活困境，而是“回不去”的漂泊感，以及殖民文化下的不安全感。
本想临时避难，怎料沦为阿飞口中的“无根鸟”：北归遥遥无期，扎根无处寻根。
移民，变成了“遗民”。正如这座漂泊的城市，被大清天朝遗弃；又被英国人嫌弃——英国最初试图得到舟山群岛，一直不重视香港的开发。
这构成了香港社会思潮的底层基因。
“香港成为一个流动的‘伤城’。【6】”
昨日的摩登，已是一场残梦。
南移的电影人、艺人、文人，将内心深处的流离心绪，投射到作品上。这仓皇乱世、劳燕分飞的年代，有些人放纵自我，享受末世般狂欢，制造“口红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