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峡好人》影评(3)

除此之外，最鲜活的群像刻画是拆迁工人，三明加入拆迁队后，他们友善、团结，对生活的要求低到可怜。当得知三明家乡的黑矿可以一天赚200时，大家都禁不住内心的向往，决意同往，而在三明告知黑矿的生命危险后，他们又良久无语，默默抽烟，最后一一举杯入伙。正如影片最后一幕中那位走钢丝的艺人，他们的生活已是命悬一线。影片中的人物是真实而厚重的，他们偏狭、自私、懦弱，同时也善良、豪爽、勤劳，当生活把这些普通人逼入绝境，所有的美好与龌龊一并呈现，这些能够隐忍伤害而依然默默生活下去的人，就是“三峡好人”。
在影片的结构上，除了前述的两条寻人线索，导演还设置了“酒、烟、茶、糖”四个扣子。贾樟柯在创作谈中说，在计划经济时代，这四样东西是人情往来的纽带。三明第一次见麻老大，送给他两瓶家乡的酒；三明第一次见小马哥，给他递了一支烟；沈红在前夫弃置多年的柜子中找到了一盒茶叶；小马哥最后一次去砍人前，和伙伴们分吃大白兔奶糖……这四样关键物品的出现，构成了对城市颓败气息的无形反抗，那就是尚未崩坏的人情味和人性美，而这种联系也已经冲淡到摇摇欲坠。

在镜头语言的处理上，贾樟柯提到自己模仿中国山水画的艺术追求，他使用了侯孝贤风格的长镜头，试图用“巫山云雨“召唤人们心灵中的颓败感，他希望观众设身处地体验一座城市消亡带来的悲哀，一种生态的、文化、生活的悲哀。从文化意义上讲，三峡工程是暨屈原以降，楚文化在中原强势文化面前的又一次挫伤，因此《三峡好人》不自觉地具有着“招魂”的性质。楚地自古远离中原，巫风重，盛产多情男女与浪漫诗人，但楚文化始终处于“被边缘”和“被牺牲”的地位，贾樟柯不是楚人，但作为中国最敏感的导演，他捕捉到了那种不可名状的哀伤感觉，也通灵了屈原、老庄、桃花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