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警匪电影经历了“九七”后，内容和制作开始发生变化，是进步(2)

电影正在潜移默化、寓教于乐地通过各种方式将文化身份传递在荧幕前，起到记录文化的作用。

时间纬度建构文化身份认同叙事

哈维·戴维曾说道，“不同的社会培养不同的时间观念”。“换言之，不同的社会当中包含着对于时间的可支配性的不同，导致了不同的时间观念。

“九七”以前，社会被英国所支配，港人的时间不属于自己，自己可支配的时间不多，容易造成伤感、迷茫的观念。“九七”后的香港经历了一国两制、港人治港、CEPA政策等，改变了原有的社会形态，人们可以自由支配时间。正是"重拾对生活所必需时间的支配权，使他们脱离了伤感”。
香港警匪电影惯以年份和文化符号（政治、体制）作为时间的表征，年份分为"九七"回归前至2003年、2004至2015年和2016年至现今，政治文化符号（警服）分为绿色警服、蓝色警服与中式警服，体制文化符号（旗帜）分为港英旗、港区旗与国旗。

在“九七”后至2003年、2004年至2015年与2016至现今拍摄的电影中，时间内部微妙的变化依次建构了文化身份的迷茫期、探索期、共生期叙事，代表了港人在不同社会形态中有不一样的时间认知，预示着身份的变化。

以年份变化作为时间、身份的分界

香港警匪电影经常利用年份表达时间，建构不同时期的文化身份认同叙事。首先，电影以1997年香港回归前后年份代表陷入迷茫的文化身份认同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