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几何时风云地——古惑仔的狂飙年代

20世纪后半叶，香港由于特殊的政治地缘和社会结构，成为了华人世界的社会暴力之都。黑道、江湖的空间模块充斥于城市的系统权力场域中。在那个江湖的黄金年代，各路枭雄辈出——不，或许应该说，是“在地空间”中的“英雄”。
习惯于强国家主导社会权力矩阵的人，对于非法暴力凝结而成的帮会组织，有着黑白的观念判断。但对置身于暴力多元化，非统一，弱国家或者无政府权力矩阵场域中的人来说，社会博弈由于缺乏国家的强制的掣肘和“国家知识”书写的塑造，是非正邪观念往往是根据个体利益关联去展开认知的。而暴力本身存在规模的边际递增性，正如庄子所揭示：“窃钩者诛，窃国者诸侯”，暴力规模如果大到让人无法抗拒，或者将人的关联裹挟到无法脱身时，暴力组织的黑白属性就变的模糊，甚至反转。
八十年代，香港帮会产业升级，深度染指影视业，促成了香港影视帮会题材的繁荣，这并不完全是帮会资本的自我致敬的声望泡沫，对于当时香港社会底层的人来说，江湖的确是香港底层人口的生存可欲方向之一（随着大陆改革开放，这些香港帮会题材的影视作品也开始深入内地广泛流行，这一现象背后，有着社会结构的趋同性，即大陆在八十年代后，政治权力开始从社会高度管控中退场，留下了权力真空，社会暴力同样成为一种生存策略的优先选项，可欲的生活方式。因此，内地六、七、八十年代出生的这三波人身上，或多或少受到了香港暴力影视文化的浸染。这并不限于阶层，那一代成长起来的人，国家权力体系还没有形成今天那样的效率规训机制，人还不都是“单向度的人”）。
在电影《江湖情》（1988年）中，一个潮州籍贯的舞女眉飞色舞的向家人述说着遇到了一位同为潮州籍的江湖大佬：“今天有个大客户包了我们所有小姐去希尔顿吃牛排，你猜包我们那个人是谁？是济哥，李阿济嘛，”而家人的回应也极为积极：“哇，中头奖了。”电影叙事的价值倾向，揭示了曾经的香港，有关于江湖暴力的传说，至少在某个阶层，不仅不为人所鄙夷，甚至是为人所津津乐道的。所以，92年开始发行的漫画《古惑仔》，第1期即风靡程度达到了洛阳纸贵的地步，单册发行量最高曾达到3万一期——要知道，这可是一座600万人的城市。如果以最终连载2335期估算，《古惑仔》漫画最终的总发行量要数倍于这座城市人口数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