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女养成记》，一部“非典型女性主义者”的群芳谱(4)

《双面胶》（上）《新结婚时代》（下）剧照。
02
出走与葬礼
至于悬在阿嬷陈李月英头顶“母性双刃剑”的B面，她秘而不宣的苦楚，是她将小儿子的溺水早夭归咎于自己身为“照顾者”的不周。
要孙女教写名字，对着纸上“李月英”三个字，却说自己名字明明是四个字的是她；面对嘉玲补习老师简单一句花言巧语“这不是你的错”，便掏心掏肺将其奉若上宾，在揭穿补习老师是骗吃骗喝的混混假扮后，去向他最后通牒放话“我一个儿子已经没了，你要敢伤害我们家任何一个人，我不会放过你的”，也是她，有软肋更有铠甲。
哪怕在晚年，陈李月英也不是没有反抗过。她甚至曾不顾小辈的苦劝与街坊的流言离家出走，虽然不过是帮返大陆探亲的朋友照看房子，但终于短暂地拥有自己的房间，享受小院宁静午后，按自己喜欢的口味做菜。弗尼吉亚·伍尔夫曾以“一间自己的房间”，作为女性话语权与主体性建构的隐喻，但无可否认，就像阿嬷的短暂闲暇光阴一样，借幽闭空间逃避外界干扰并非长久之计，一旦重新踏入社会生活，男权社会的压制与操控又如潮水般涌来。

《俗女养成记2》剧照。
后来丈夫上门，与其说是哀求陈李月英回家，不如说是平等的拜访。他们相对而坐，是两个自由而独立的个体，那一幕，可能就像脱口秀演员杨笠在描绘接受男医生妇科手术时所言，“我觉得我已经不只是一个女人，我就是一个人，我感觉自由”——而当他战战兢兢地问起老伴，会否跟他回家，“当然了，结婚后我哪还有家？”阿嬷的回答带着些嗔怪神色，付出已成为习惯，终究是心甘命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