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女养成记》，一部“非典型女性主义者”的群芳谱(6)

不想要孩子，源于能否胜任母职的自我怀疑，去堕胎阴差阳错做B超听到了孩子心跳声的那刻，她决定留下他，甚至尚未与男友确认复合关系。换言之，在快节奏的当下，要不要孩子，就像上一季是否离开台北一样，不是为了挽留爱情，也不是为了寻找寄托，决定权都在她自己。
这并非简单的一念之差。波兰社会学家鲍曼（Zygmunt Bauman）指出，当今社会最重要的特质是液态（liquid），当固态静止的空间不再，时间、资本、人际关系高速流动，人们被裹挟其中，唯有不断建构、质疑、分析、改造自我，才能跟上洪流，每时每刻都是新开始。在这样的价值驱动下，从“不生”到“生”的飞跃，不是来自外界的种种引导或压力，而是陈嘉玲自主选择，种种深思熟虑后的量变引发质变， “再出发”的结果。

《俗女养成记2》剧照。
她改变了什么呢？如果说第一季《俗女》之俗，着眼陈嘉玲10至39岁的成长史，演绎从心所欲断舍离，“任性又怎样”，第二季则推进一步，让她在与家人的相处中学会 爱他人与做自己并不矛盾， 背叛与妥协不是水火不容的天平两端，也可能是一体之两面，选择承担后果的勇气，来自相信自己和自己所爱的人。
话说从头，何为女性主义者？剥离种种伟岸高深的理论，“女人掌握自主权”，可谓是最“俗”也最重要的阐释。在成长的时间轴上，嘉玲、育萱、陈母、阿嬷，以不同坐标交相辉映，她们可能既不离经叛道，也不前卫先锋，不得不承认的是，正是这些非典型女性主义者，以各自微小的挣扎与努力推动着时代的前进，是生活的真相，也是灿烂的诗篇。
撰文｜一把青；
编辑｜走走；
校对｜刘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