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方｜父亲总在梦中(4)

只是父亲后来的日记简单得只有时间天气和此日做了何事来过何人这一点点东西了,没有任何议论,亦没有任何情绪,就好似一个人没有了血肉。只剩得一副空空的骨头架子。这种方式一直持续父亲猝死的前日。在父亲逝世那天,我撕下了当天的日历,并将之贴在父亲日记的末页,就仿佛是为父亲的日记画上一个永远的句号。
1955年,父亲所在的长江下游局迁至武汉，父亲便也随之调到武汉,父亲所在的单位叫作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简称长办。1957年,长办盖了宿舍,我们全家也就从南京搬了过来。父亲在长办施工处做工程师,他在那里度过了1957年的反右,1966年的“文革”。他的心情和脾气都在一天天地变坏,他无法跟人倾诉他真实的想法,便把所有的不愉快归咎为武汉这个地方，几乎每一天他都会忍不住骂几句武汉,或是骂这里的天气,或是骂这里的环境,或是骂这里的人,总而言之,武汉的一切都令他不喜欢。他无法回到他所喜欢的南京,他只能在怀想中叹息:南京是如何如何好。——想到在那种岁月里的父亲,我就觉得不是几行字可以写得清楚的。
没等“文革”结束,他便猝然而去。那是1973年的9月2日,他死在武汉长江电影院的二楼楼梯口。他在下楼时,一失足摔了下去,从此便再也没有醒过来。他这一跤,使我对这个残酷的夏日黄昏铭心刻骨。
为出“红罂粟”丛书之“影集”本而整理父亲的照片,我顺着岁月寻找他当年的影像，我看到他的外貌一天天地衰老,亦看到了他的心在以更快的速度衰老着。 唉,无情的何止是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