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驼道的源流秘史(22)

第一，晋商驼道是中国古代南北方的国内贸易通道和中国与外蒙古、俄罗斯、朝鲜、阿富汗、伊朗、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以及欧洲地中海地区等的国际贸易通道。通过驼队、马帮等的运输，长江以南地区生产的茶叶、丝绸、瓷器、桐油、生漆、竹制品、无患子、皂角、大料、猪鬃、宣纸、书画、笔墨和长城以南地区生产的食盐、漆器、犁镜、铜镜、银碗、神龛、佛像、棉布、麻绳、粮油、辣椒、烟丝、蓝靛、硫磺、食糖、蜡、纸张、砚台、农具、中药材等，得以与中国长城以北地区，以及外蒙古、俄罗斯、朝鲜（包括今韩国）、阿富汗、伊朗、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欧洲地中海地区等国家生产的牛羊、驼马、皮革、马具、刀剑、北珠、毛毯、地毯、毛毡、驼绒、人参、鹿茸、锁阳、苁蓉、胡椒、枸杞、葡萄干、玉石、香料、钟表、玻璃器皿，以至猎犬、猛禽、菜类和各种植物种子等，进行贸易和交流。
第二，晋商作为中国商业的一面旗帜，益国利民，他们所创立和投资的商贸业、金融业，带动了各地与之密切相关的商行、客栈、酒肆、茶楼、饭馆、牙行（经纪人）、镖局、银楼、澡堂、古董、诊所、药铺、戏院，以及兴起粮店、磨坊、油坊、绸缎庄、瓷器店、扇子店、香粉店、灯笼店、戏装铺、乐器行、擀毡、硝皮（熟皮子）、裁缝、杂货铺、建筑等行业，产生集群效应，并形成不少店牌、招幌、串灯密集的新城镇，推动了全国城市化发展，从而大大提高了当地民众就业、人才培养、市场繁荣和整体生活水平，使中国长城以北地区与长城以南地区逐渐趋于经济一体化。
第三，晋商是国家的“隐形军团”和货币战争的主力军。视野开阔、活动范围广的晋商，其实就是秦军、汉军、魏军、晋军、隋军、唐军、宋军、明军、清军的物资供应商和不在编的后勤保障部队，以及直接和间接的情报机构。“南三线”和“北三线”晋商驼道的开辟，有效地服务于边镇驻军和作战部队，巩固了历朝历代的中国边防。同时，可以推理，“晋商军团”肯定多次参加了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之间的货币战争——至少北宋（汉族）与辽国（契丹族）澶渊之盟后的167年间和南宋（汉族）与金国（女真族）隔江对峙的107年间，恰好地处万里长城雁门关以南且素有经商传统的“晋商代州帮”，在“岁币 自由贸易”的大好商机面前，绝不会袖手旁观无动于衷吧？
第四，晋商驼道是“精英移民”和“贫民移民”结合之路。中国历史上的山西，并不仅像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经常宣传的晋东南与冀西南交界处“七沟八梁一面坡”的小山村大寨形象，也不是如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不时报道的开矿出事故和官商勾结的煤老板形象。这些“土而黑”的典型案例，留给人们的肯定是以偏概全的负面印象。不过，无可争议的是，真实的山西在人才和人口上对祖国的突出贡献，至少有三次：第一次是唐朝时期，从“贞观之治”李世民、女皇帝武则天和“开元盛世”李隆基，到裴寂、刘文静、柴绍、尉迟敬德、温彦博、裴行俭、裴矩、狄仁杰、薛仁贵、张说、裴耀卿、白居易、柳宗元、王昌龄、王维、王勃、王之涣、王翰、张巡、卢纶、温庭筠……无论经国执政、统兵作战，还是创作诗词、舞蹈、绘画、音乐，山西出人才最多（一半宰相出自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