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驼道的源流秘史(4)

再者，一直储备金银并掌控铸币权的秦汉、唐宋、明清等朝廷发行的货币，历来被少数民族视为“硬通货”，在“互市”贸易、“榷场”贸易和跨境贸易中，他们是宁舍牛马羊也不付“硬通货”尤其是金银的啊！
从跨文化的大视野来看，晋商历涉“小桥流水人家”的江南、“枫桥夜泊”的大运河、“春蚕至死丝方尽”的桑园、深山沟壑的茶山、“黄鹤一去不复返”的黄鹤楼、烟波浩渺的鄱阳湖和洞庭湖、青烟缭绕的瓷都、风高浪急的长江、一望无际的中原农田、雄伟的尧庙和尧陵、汾河和滹沱河流域的平川、寺庙林立的五台山麓、屹立不倒的长城关隘和烽火台、激流险滩的黄河、“大漠孤烟直”的沙漠和戈壁滩、色彩斑斓的盐湖、“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草原、风光各异的欧亚城乡……打交道的则有腐败的官府、英武的将军、摇橹的船工、凶悍的土匪、狡猾的盗贼、精明的俄国商人、豪爽的蒙古王爷、虔诚的宗教信徒、客栈的老板、算命的先生、漂亮的哈萨克姑娘、勤劳的各民族老百姓……一部晋商驼道史，就是一部江山如画的全景图和人间百态的浮世绘。
晋商和晋商驼道的发源地
古代中国是一个“重士轻工，重农轻商”的社会，各行各业的次序为“士、农、工、商”，“商”是排在最后一位的。所以，在史书、地方志、小说、诗歌、词赋、医典等的记叙里，常常不是帝王将相，就是才子佳人，极少论及商人。
尽管如此，对晋商在古代文献中却多有记载——如左丘明所著的周朝史书《国语·晋语》中说：“（晋文公）轻关易道，通商宽农。”又说：（晋都）“绛之富商，韦藩木楗，以过于朝，唯其功庸少也，而能金玉其车．文错其服，能行诸侯之贿。”即晋国在春秋时期已经成为“工而成之，商而通之”（《史记·货殖列传》语）的诸侯国，出现了“千乘之国必有千金之贾”（《管子·轻重甲》语）的商贾阶层。也就是说，在先秦时期，山西的商贸情景便为：“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汉朝《汉书》里，则用“赞拟王公，驰名天下”来形容战国时的晋商猗顿，并说他是靠经营畜牧和贩盐起家的。其后，汉朝的王烈、隋唐的武士彟、五代后周的李彦蹑、宋代的张永德、明朝的张四教、王现、王瑶、薛缨、清代的范毓滨……都是史书中闪烁过的晋商身影。
明代谢肇淛在《五杂俎》里描述道：“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指徽州），江北则推山右（指山西）……山右或盐、或丝、或转贩、或窖粟，其富甚于新安”。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指出：“商之有本者，大抵属秦、晋与徽郡三方之人”。清朝咸丰三年（1853年）和硕惠亲王在奏折内宣称：“富庶之首，莫过广东、山西为最”。可见，晋商在古代已突显于全国各行各业，使历朝历代对山西经济活动作为一种特殊现象和对山西商人作为一种特殊人才，均进行了“冰山一角”式记录。与此同时，威尼斯（今属意大利）商人马可·波罗于1299年出版的《马可·波罗游记》中，也有“这里的商业相当发达……这一带的商人遍及全国各地．获得巨额利润”的记载；日本学者宫崎市定更是考证认为，中国最早的商人应该是山西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