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盐商》中汪朝宗的原型是谁，为何盐政衙门对他颇为忌惮？(2)

在这种“滚总”制度下，盐政和运司就只认牵头的总商，即所谓“纳课灶私，皆按名责成”。因此，总商对盐政衙门来说，是诸商的首领和代表，有关盐法的种种规定和措施，官府要通过他去贯彻执行；对附于名下的散商来说，总商又有督征盐课以及杜禁夹带之责，代行了盐政衙门的部分职权。

总商的这种特殊地位，使其具有半官半商的性质，这也是他们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参与清政府制订有关盐业政策的原因之一。从一些相关的史料可以看出，有关盐法的某些重大决策，巡盐御史（两淮盐业最高长官）往往要和诸总商协议，总商也随时可以因“公务”请见巡盐御史，他们的意见往往是巡盐御史上报户部或皇帝的根据。
如苏州织造李煦兼任巡盐御史是曾给康熙帝上奏提出一些具体建议，就是根据总商的意见提出的，所以他常说：“如蒙应允，是奴才与商人共载万岁天恩。”如果巡盐御史庸懦无能，甚至还会被总商所左右。

例如，康熙时继李煦为巡盐御史的张应诏就是如此，李煦在给康熙帝的密折中说，此人是个迂腐儒生，“恩威不立，疏通无术，是以怨声沸腾……闻众商总有公务进见，或议论参差，应诏不能决断，辄允‘太爷们，你饶了我罢。’两淮传为笑谈，其举动如此。”
像张应诏这样的巡盐御史，只能是被总商们玩弄于股掌，任其摆布，成为他们的传声筒。当然，盐官受制于总商，更主要的是他们大量贪污受贿，所以反被总商所挟持，与之沆瀣一气。两淮盐政、运司两衙门，每年商人均有谢送规费。盐政衙门又因历年亏空，不得不向盐商们挪借，以致总商有所挟持，故盐务一切陈奏多有出自商人意指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