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从寻常生活中找乐(3)

他在《泰山很大》一文中写道：“写风景，是和个人气质有关的。徐志摩写泰山日出，用了那么多华丽鲜明的颜色，真是‘浓得化不开’。但我有点怀疑，这是写泰山日出，还是写徐志摩?我想周作人就不会这样写。周作人大概根本不会去写日出。”话中透着自己对文字的喜好，他是反对文字浓艳之风的。
汪曾祺在《文学语言杂谈》一文中言：“它不只是一个一个字摆在那儿，它有个内在的联系，内在的运动。除了讲究间架结构之外，还讲究‘建行’、讲行气、要‘谋篇’，整篇是一个什么气势，这一点很重要。”对汪曾祺的文字很有古代士大夫的小品文之风采。
汪曾祺还说：“语言的奥秘，说穿了不过是长句子与短句子的搭配。一泻千里，戛然而止，画舫笙歌，骏马收缰，可长则长，能短则短，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关于这点，他是基本上做到了。
“玩物从来非丧志，著书老去为抒情。”这是在沈从文八十岁生日时，汪曾祺写的贺诗中的一联。这又何尝不是在说他自己呢？他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还是很有道理的。对于抒情，他自己也是承认的。“我的小说大都带有一点抒情色彩，因此，我曾自称是一个通俗抒情诗人，称我的现实主义为抒情现实主义。我的小说有一些优美的东西，可以使人得到安慰，得到温暖。但是我的小说没有什么深刻的东西。”（《认识到的和没有认识的自己》）

“我认为作家的责任是给读者以喜悦，让读者感觉到活着是美的，有诗意的，生活是可欣赏的。这样他就会觉得自己也应该活得更好一些，更高尚一些，更优美一些，更有诗意一些。小说应该使人在文化素养上有所提高。小说的作用是使这个世界更诗化。”汪曾祺在《使这个世界更诗化》一文中作如是言。
读罢此言，可大致了解他的艺术追求。汪曾祺的文字原先我是不大理解的，我一直迷糊于他为何那么热衷于抒情，甚至热衷于一些无甚意义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