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岁月」《我的路》第二章草原我的青春(14)

有一天，大队的通讯员从公社回来说，我们队在军管组工作的一名女知青玩儿军人的枪走火儿伤了人，挺严重的，我赶紧和领导请假往公社赶，六十多里路骑马跑了一个多小时就到了，我直接奔她的宿舍去找她，可她已经和军管组的人去了旗里。我就到另外一个女生那里休息，刚坐下就觉得两个乳头出奇的疼，解开扣子一看，里面的背心都被血殷红了，这都是马不停蹄奔跑的结果，那时候条件有限，没买过背心儿，都是买白市布自己手针缝的，肥肥大大的，也不懂得买个胸罩作一下重点保护。
在那个女生那儿听说女知青去军人宿舍玩儿军人的枪的时候，军管组的马倌儿在窗外和她开玩笑说，你不会弄枪就别瞎弄，她就说着“谁不会呀”一拉动枪栓枪就响了，正好打在马倌儿的脖子上，子弹是从气管儿和大动脉中间穿过去的，好危险啊! 实际上枪里是不应该有子弹的，她摆弄枪的时候是毫无意识的，可枪里为什么上了子弹呢？据说那军人也不知道，这位女知青因此受到很大打击。她怎么这么傻呀，北京的父母知道了会急坏的，就这件事让我难受了好一阵子。后来我一直没有见到她，听说女知青到旗里接受审查受到当时知青政策的保护，没有承担任何责任，直接返回了大队。军代表也因此撤回了军营受到处理。马倌儿到旗医院治疗，由于医疗条件不太好，治不了，转到盟医院，马倌儿流血太多，公社秘书苏德思勤还为他输过血，几天后还是治不好，又从盟医院转到内蒙古的首府呼和浩特市，数月后才算基本康复返回公社，但留下了终身残疾。
我在金光大队工作的那段时间，还发生了一次摔马事件。有一天，我和公社干部那顺巴雅尔、知青郭明去牧业小组学习回来，骑着马往大队部走，走到一个小山坡下坡儿时，没注意马奔跑起来，不知怎么回事儿从马上摔了下来，等我清醒时发现我坐在地上，手里拿着别人的手绢儿，挺奇怪的，就开始笑。那两位同事告诉我摔下马以后坐在地上就哭，郭明递给我手绢儿擦眼泪，他们还以为我摔疼了哭的呢，其实我自己一点儿也不知道，差点儿给摔傻了。我在金光大队工作了两个月零十七天才调回公社。没多久军管组的人员相继撤走，抽调的知青也都返回了大队，却把我留在了公社。
1970年10月公社要建广播站，由于我口音和嗓子好，蒙语讲得还不错，就让我当广播员，旗广播站组织各公社的广播员举办培训班，我去学习了10天，回公社办起了广播站。当时条件非常艰苦，由于资金短缺，只购买了一些简单的设备，最值钱的扩大器是旗广播站淘汰下来的，经过检修带回了公社。那时公社根本没有电线杆子，我在公社干部的帮助下，亲自上房上树架电线安装喇叭，10月份的草原已经很冷了，在半空作业冻得直打多嗦，从树上下来手都伸不直了，说话都说不清楚。在公社领导的鼓励和干部们的帮助下，我办起了公社广播站，成为公社广播站的第一任播音员。要说公社干部对我帮助最多的还属苏德思勤，他那时候是公社的秘书，帮助我编写广播稿，我们经常在一起聊天儿，互相之间都有了好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