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电视剧《兄弟门》的末世情怀(3)

扭曲的人性 正如前面所析，剧中既有荣达彪和华小文这样信仰的受挫者，也有刘安妮这样理想的践行者，然而本剧重点刻画的却是那些被扭曲的人性。 这种扭曲的人性首先表现在男主角金山的身上，三弟小文如是评价金山：他对金钱和爱情都有一种近乎扭曲的追求。所以，为了得到齐小童，他不惜使出卑鄙的手段，逼迫小童走投无路。而最能体现金山人性扭曲的则是他对刘仁轩的复仇，为了报仇他勾引刘仁轩的妻子、不惜伤害弟媳刘安妮，甚至逼迫安妮亲手杀死自己的父亲。这种人性上的扭曲，最终伤害了自己最亲的人——小文和安妮的爱情以及他们的孩子都毁在了金山的手上。最终仇人得到报应，亲人却也是遍体鳞伤。 如果说金山的扭曲是他曲折的身世和特殊的人生经历造成的话，作为三兄弟对立面的刘仁轩与何爷，则是人性之恶的代表。刘仁轩的汉奸嘴脸、何爷的仗势欺人都是人性中“恶”的本质的集中体现，而《兄弟门》的可贵之处则在于，对他们的恶的表现并没有停留在个人的恶，而是将其化为了时代的缩影。
刘仁轩先后依附于袁世凯和日本人成为刽子手，而何爷则是国民党政府专制体制下弄权者和腐败的代表。这是两个被时代扭曲的恶人，三兄弟与两人的对手戏成为本剧戏剧矛盾的推动力。然而，即使是何爷和刘仁轩，他们的行为也都透露着无奈。刘仁轩在妻女被胁迫下出卖兄弟，何爷受到中统和军统的双重敲诈。他们不是传统戏剧中天生的大奸大恶，而是被时代洪流裹狭着逐渐陷入了恶的漩涡。

当金山和小文最终与何爷同归于尽，这曲末世挽歌终成绝响。荣达彪的信仰、小文的理想主义、金山的趋利避害与何爷的奸佞，最终都成为了这个时代的殉葬品。不管是洁身自好还是随波逐流，不管是趋炎附势还是委曲求全，最终只能随着末世的衰落一同毁灭，这种无人幸免的局面，也正是末世乱象中作为个体的人性悲剧。但是，电视剧并未以这种彻骨的绝望结束，当小童带着金宝在船头祭祀时，我们似乎看到了三兄弟以生命为代价摧毁的旧秩序中已然孕育了新秩序的萌芽，这多少为观众保留了一丝亮色。 《兄弟门》无疑是大胆的，在当前电视剧普遍追求娱乐性的背景下，敢于表现残酷时代的悲情故事，这必然要承受商业上的风险。然而，鲁迅曾说：“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喜剧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兄弟门》正是这样一部有价值的末世悲剧，它指向的是个体在特殊时代中的无可奈何，有着浓厚的宿命的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