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人物｜记忆颠覆者伊丽莎白·洛夫特斯(3)

马萨诸塞州公设辩护律师部门前负责人、曾与洛夫特斯合写一本书的詹姆斯·多伊尔说，她“抹杀了人类具有永久、稳定记忆能力的观点”。多伊尔对我说：“她的工作彻底改变了目击证人的意义，使刑事案件中一个固定和常规的部分充满变数。”
洛夫特斯或许成为她这个领域最著名的辩护人。她几乎找不到实验证据支持以下观点，即有关创伤的记忆在沉寂10年或更长时间后突然变得鲜活起来。洛夫特斯担心治疗师通过催眠和其他带有暗示的技巧，可以诱导记忆的形成。当她开始为那些在她看来可能受到错误指控的男性作证时，她逐渐被视为一名与权力机构共谋而不是挑战权力机构的专家。
美国密歇根大学社会心理学家菲比·埃尔斯沃思说，1989年洛夫特斯受邀到她的学校演讲，“系主任不让她踏入心理学系的大门。我怒不可遏。我对系主任说：‘看，这个女人正在成为最著名的心理学家之一。’但系主任的理由是，贝丝正在不可逆转地阻碍女性进步”。埃尔斯沃思说，她和洛夫特斯在研究生时期成为朋友，两人开始职业生涯的时候女性研究型心理学家少之又少，以至于她们被视为“用后腿走路的狗”。洛夫特斯认同上一代人的女权主义观点——她希望受到与男性平等的对待，但她不希望人们关注自己作为女性的特殊经历。
在洛夫特斯声名鹊起的年代，计算机正成为大脑最主要的隐喻。社会和文化力量被视为破坏记忆过程的变数，人类对自身经历的叙述不再可靠。洛夫特斯1996年在《今日心理学》杂志上写道：“这才是可怕的地方——一个真正可怕的观点，即我们自认为知道的，我们真心相信的，未必是真相。”
某种分裂症患者？
但是，记忆受到的社会影响，无论多么具有变革性，都未必会导致“可怕的”结果。波特兰州立大学心理学荣誉退休教授贾尼丝·哈肯撰写了好几本关于记忆的书。她对我说：“研究创伤史的学者都知道群体在保留记忆方面的重要性——这些群体通常是政治或社会运动造成的。历史上总会出现不同版本的真相相互竞争，如果没有其他人帮你保留你的记忆，那么你就会失去竞争资格，或者被认为是疯子。”
几十年来，律师们在庭审交叉询问时一直指责没有孩子的科学家洛夫特斯无法理解受害者的痛苦。在1985年的一次庭审中，一名夏令营辅导员被指控猥亵参加夏令营的儿童。控方律师问洛夫特斯：“你完全不知道五岁儿童受到性虐待是怎么一回事吧？”
洛夫特斯回答说：“不，我知道。我对这个话题确实有所了解，因为我六岁时被（临时保姆）虐待过。”她后来写道，那一刻，“记忆飞向我，飞出幽暗的过去，给我全力一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