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投名状》与清末四大奇案之一的“刺马案”真相(5)

第四种则是污指马新贻私通新疆之回匪，由于马新贻的确是元末明初，从新疆以军功拨在山东卫所，落籍在山东曹州府菏泽县居住的伊斯兰后裔，当时新疆正逢回乱──即“同治回乱”，而马新贻之父为山东菏泽县伊斯兰教徒的头领，曾与新疆回民有过来往，所以张汶祥为国除害，因此决意刺杀马新贻。
已过世的名作家──高阳在其著作：《慈禧大传》与《清末四公子》当中都有详述整个刺马案的来龙去脉。高阳在书中除了直言：“马新贻之被刺，意味着湘军之夺回两江”外，他更直接指出幕后的主使者就是当时担任长江水师提督的黄翼升（1818～1894；其孙女黄逸梵为大作家张爱玲的母亲）。由于黄翼升的妻子奉曾夫人（曾国籓的妻子）为义母，曾黄两家算是通家之好，据说曾国藩曾纳过一个小妾，就是黄翼升经手办的“喜事”，曾黄两家关系亲密至此，从这个角度来看，高阳因此大胆推论曾国藩的确是“刺马案”幕后的推手：是经过他的批准，黄翼升才敢下手、换句话说，整起“刺马案”──曾国藩即便不是主谋，也绝对是在他知情与默许之下才发生的。而更特别的是“刺马案”刚发生不久就被写成了戏文并改编成了京剧到处流传，这些宣传对于真相的杀伤力，实不言可喻，但也因此看的出整起刺马案是的确经过非常缜密的安排与布置。
这使得当时负责主审此案的钦差大臣就被迫换了两任，由张之万（1811～1897，张之洞的大哥）到刑部尚书郑敦谨（1803～1885）。最后郑敦谨在审完案后的隔年（1871／清同治十年）就以病乞休，这样的动作，说明当中藏有极大隐情，或许是他感叹官场黑暗，甚至是感觉生命受到威胁，所以他只得──辞官保命。其实，早在马新贻遇刺的8月25日，慈禧就不敢再硬碰硬，为了不激起湘军兵变，动摇清王朝的统治基础，不得不重新下令，调曾国藩回到江宁坐镇。而慈禧则是一直等到曾国藩过世之后，才派出湘军内部颇有正义感的彭玉麟（1816～1890，湖南衡阳人）来──以湘制湘，藉口以整顿长江水师的名义，严参黄翼升，也暂时将“刺马案”做了个了结，但仍旧不敢公布真相，当然也拿不到那些遗失的金银财宝！
另外在此案发生的30年后，当时的革命党开始提倡暗杀的手段来对付满清的高官。徐锡麟（1873～1907）因此在1907年7月6日──利用恩铭（1846～1907，满洲镶白旗人）在安庆主持巡警学堂毕业典礼的机会，将其刺杀。为了鼓舞革命士气，章太炎（1869～1936）因此特别以张汶祥行刺马新饴的事迹来大做文章。当时宣传民族革命的书籍《皇帝魂》更是收录了《追论张汶祥》一文，认为是“民权复伸之渐也”。文中更将张汶祥杀马新饴的行动比喻为──“侠士”，因为“张汶祥敢于杀官，其气魄比于泰山之高，其心迹比于霜雪之亮”。结果让张从杀人犯变成了敢于革命的民族大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