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投名状》与清末四大奇案之一的“刺马案”真相(6)

众多污名，因此使得一桩经过精心策划布局的“政治暗杀”事件失去了焦点，让马新贻也含冤至今。
清末之乱　乱在内政

王先谦（1842～1917）在他所整理、抄录乾隆、嘉庆、道光三朝史料－－《东华录续编》中指出，历经10多年的“太平天国之乱（1851～1864）”总共造成超过2亿人的死伤，当时中国总人口也不过约4亿多人。若以危害最烈的安徽省来看，其流失户口就接近2,000万人（这还是宣统3年时的统计数字，上距太平军灭亡的1864年已经是47年之后的事了）。而作为太平天国都城──天京的南京，不管是被太平军占领或是被湘军收复，当然免不了被劫掠与屠城，根据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1832～1894）于1864年7月14日（同治三年）在其《日记（能静居日记）》中纪录，有关湘军攻克天京之后的惨杀暴行如下：“城内──老弱本地人民不能挑担又无窖可挖者，尽遭杀死……其幼孩未满二三岁者亦砍戮以为戏，匍匐道上。妇女40岁以下者一人俱无，老者无不负伤、或十余刀、数十刀，哀号之声，达于四远。
”湘军“贪掠夺，颇乱伍。中军各勇留营者皆去搜括，甚至各棚厮役皆去，担货相属于道”。对这种杀戮的惨状，他在《日记》有这样的总结：“自湘军平贼以来，南民如水益深，如火益热。”月28日，曾国藩到金陵，见“城内自伪宫逆府以及民房悉付一炷。”“万室焚烧，百物荡尽，而贡院幸存。”“群尸山积”、“白骨山积”、“自五季以来，生灵涂炭，殆无逾于今日”。曾得门人黎庶昌（1837～1898）在曾国藩《年谱》中是如此记录的：“金陵之克，贼所造宫殿行馆皆为官军所毁。”
名列维新四君子之ㄧ的谭嗣同在湘军攻陷天京后约30年，他到金陵游历，曾经写过这样的记录：“顷来金陵，见满地荒寒现象。本地人言：‘发匪（指太平军，按清方称谓）据城时，并未焚杀，百姓安堵如故。终以为彼叛匪也，故日盼官军之至，不料官军──破城，见人即杀，见屋即烧，子女玉帛，扫数悉入于湘军，而金陵永穷矣。’至今父老言之，犹深愤恨”。谭嗣同又说：“奈何湘军乃戮民为义耶？虽洪、杨所至，颇纵杀，然于既据之城邑，亦未尝尽戮之也。乃一经湘军之所谓克服，借搜缉捕匪为名，无良莠皆膏之于锋刃，乘势淫掳焚掠，无所不至，卷东南数省之精髓，悉数入于湘军，或至逾三四十年无能恢复其元气，若金陵其尤凋惨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