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站立的地方(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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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国家”这个概念的接触，显然对这些年轻人的成长产生了作用。家境很好的士兵王凯强承认，“这种意识是来了部队以后有的。”
他刚过18岁，家人本来希望他去学管理，接手家族企业。那时他认为前面“没有方向”，父母安排的轨迹又太乏味。他6年内在4个省份转过学校，依然喜欢逃课和打架。他的铁杆朋友有5位，“一个比一个高调”。
有一天，这些人突发奇想要去从军。“忘了具体是谁说了，整天没事干，还不如当兵体验一下。”王凯强说，他们约好只服役两年，大不了“去后悔两年”。
但不是所有人都通过了征兵手续。6人中有4人到了部队，两人去国外留学。王凯强不久就意识到大家真的分道扬镳了：他打算期满后争取多待几年，而留学的朋友则对他的生活表示了嘲笑。聊天也总是存在隔阂，他们说的话题不再令他感兴趣了。
他说，来到这里才知道，“没有我们在这儿守边，他们不会享受到那么多”。但这话，他并没告诉朋友。“你嘲笑就嘲笑。”
“感觉在这儿长大，责任比较重。”谢厚毅说，一是部队的责任，一是家庭的责任，好像突然全都感受到了。
入伍几个月后，匡扬武用自己攒下的津贴给父亲转去一万元。“钱没什么地方花”，他告诉家人。父母高兴地推辞着，表示先替他存下。
不少人与家庭的关系发生了变化，这不仅体现在他们给父母的转账记录或悄悄买给母亲的铂金项链上。李声松认为，他跟父母之间的话题多了，从前他总是对他们没话可讲。他今天仍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走，但他说，已清楚地感觉到“肩上有担子”。
军官们都承认，如今“兵不好带”了。谷毅团长说，他们知识面广，思想活跃，敢于表达，自我意识和民主意识强，“现在他们会多问你为什么”，会强调“这个事我认为怎么办”。但他强调，在接到任务、需要担当的时候，他们没有一点狭隘和自私。
团政委杨守宝认为，没有谁是一来就具备所有能力的，前人最多吃苦能力强一些。如今的一次次巡逻证明，这一代人的体能和意志力都不差。只要把他们用好、训好，“这些孩子能当顶梁柱用”。
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陷入过一个多世纪的沉沦，然后逐渐恢复元气，最新的计划是在未来30多年竭力回归世界强国之列。对此，刘东洋说，现在就说自己这一代人能不能扛起强国使命“为时还早”，但是，“我们有这个信念：祖国需要的时候，我们绝对会义无反顾顶上去。”
新人已经带来了很多从没有过的东西。连队的书架上，同时摆着《习近平论强军兴军》与文学杂志、言情小说。在刘佳从内地转来后，书架上多了介绍腾讯和蚂蚁金服等互联网企业的图书。那是他从网上买的，他相信这类企业是“风向标”。还有人在读介绍共享经济的电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