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站立的地方(19)

连队太过闭塞，典型的“白天兵看兵，晚上数星星”。每个年代的人都需要适应隔绝所带来的孤独，孤独从没离开，只是不停地更换表现形式。杨祥国记得，没来多久自己就能够仅凭味道和脚步，判断身后走来的是谁。所有人都能背诵电视新闻前播放的广告词，实在“找不到事耍了”。
当年，为了照顾新兵，连队不安排他们外出背物资，但大家总是抢着去，可以趁机见见外人。
“很多人（整个服役期间）没见过连队以外的人。”杨祥国解释，那种心情是，“希望见到陌生人，又怕见到陌生人。”
谷毅认为，部队越偏僻，人的语言能力越弱。见到外人都想“多看两眼”，但未必会打招呼。多年前，他去过一个连队，那里的人提醒他晚上用棉衣蒙住头。他奇怪但照做了。睡梦中，有老鼠跳上了床。他问为什么不赶跑老鼠，回答是，“习惯了，反正大家都在一起”。
在鸿雁传书的年代，杨祥国记得，一人收信全班都很高兴，收信人常被要求当众念信。无聊时，有人念给狗听。
这些人对动物有战友般的感情。连队养了十几条狗，它们一代一代在此繁衍。一只名叫旺财的狗垂垂老矣之际跑了出去，不知死在什么地方，让人伤感不已。
那些隔绝程度更高的高山哨所里，总是存在更加不可思议的孤独和眷恋。多年以前，一位军人生了重病，临终心愿是再回一次他放过哨的地方。人们抱他爬上了那个“伸手把天抓”的哨所，当时他的体重只剩30多公斤。
曾经在一个云雾缭绕的哨所，谷毅掀开被褥看到，人民币一张一张铺在床板上，都是领到的津贴。纸币暂时失去了用武之地。
此类环境下，再内向的人也必须强迫自己与人说话。白玛坚增说，有些人刚到时跟人相处不来，两三年后完全变了个人。而唐银相信，多数人都会成为开朗型，因为大家总是想法让不爱说话的人开口，加入到“吹牛”聊天之中。
一个笑话用不了多久就会再使用一遍，“一个话题上个月‘吹’了，隔两三个月又‘吹’出来了。”
每个人休假时都感到，自己落后于语言的更新了。朋友重聚，“他们说什么都特别快，反应也特别快，我要想一下他是什么意思。”刘东洋说。李声松与大学同学聊天，这些人随时蹦一个新词、一个新“梗”出来，比如“打call”，但他不知道那是什么。外面流行的一个“梗”，总是要经过一定时间的发酵，才会在这里生效。
“一直在边防连队当兵的人，都很单纯很纯洁。我们这边的人看起来很傻，眼神不一样。”白玛坚增说，他在军校里遇上其他地区的军人，自我感觉比人家能老上十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