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荷糖》：从胆小到冷血，通过「主角」的性格转变展现体制问题(4)

然而，法律并不全面，在人的存在层面，1999年的金浩英与婴孩的他确实具有「同一性」：
一方的论点必然的是以其未曾（尚未）涉犯任何罪行而不应得于任何惩罚；
另一方的论点则必然是杀了他则可避免诸多恶害。
于是这带我们走向要不要杀了婴儿的问题（或其他著名的恶人）。

电影呈现的故事也让我们思考到底什么是「罪」，我们真的有自由意志能去行善为恶？又或者是环境驱使我们不得不如此，因此任何的推论不过是恣意的强加之罪？
前者的论点忽视了外于个人的其他影响因素，后者的论点又否定了人的主体能动性。问题又出现在现实必然落在两方之间的一点，但这个点并非定点，而是漂移着的，而在飘移的过程中，也就是每次事件的归因判定上，又总是会东缺西漏，故而或许忽略的这个环境因素对于恶行的形成影响比例，或是其实行为人有更高的选择能力与空间能阻绝自身为恶。

然而，我们总是抓不准到底落在何处，再然而，我们又正活在这个世纪不得不面对这样的问题，也只能接受做了任何一个决定必然面临着失去另一个方向的代价。
尤其电影中的金浩英身处在威权时代的韩国，从警方的文化到军人的戒严动员，再到篡权与反动，与朝鲜之间的以38度线对峙着的世界两极体系，再延伸到世界各处，丝丝缕缕我们也发现不仅在时间上，空间上我们也找不到一处可以归咎的「主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