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荷糖》：从胆小到冷血，通过「主角」的性格转变展现体制问题(5)

现代化让人们看向过往历史又或者人类学发现到保留古文化的部落中的传统习俗，似乎觉得落伍，觉得祈求怎么可能生效，祷告怎么可能治愈，甚至火灾怎么会是神怒。但是，我们任何想要确认「因果关系」的行动其实未过于古老人类将地震归咎给山神震怒一般，而我们将死刑犯处死以实践任何的价值信仰，其实不异于献祭给火山的土著们。
当我们以为自己先进且文明，实际上却仍然野蛮得原始，甚至这种相互概念（没有左就没有右）也不过后来的人类创生的概念而已。
《薄荷糖》甚至透过把「最后金钱购买的手枪」与「最后金钱购买的相机」比喻性地串连起不同时期金浩英的人格同一性，如同桑塔格在《旁观他人之痛苦》著作中指出的「shoot」这个词无论在中英文都同时代表着射击与摄影。

也就是以权力去决定现实的整个行动分别包括了以相机撷取了特定片段的现实并透过主观诠释赋予意义再强要他人接受，与以手枪将弹丸射向另一个人体并将客观现实予以拽拧成少了一个生命，两者的暴力性是等同的。
从胆小到冷血，通过「主角」的性格转变展现体制问题。
韩国诸多文化作品反省过往的威权体制对人的迫害，而经常我们看到的是被国家机器给碾压的人民，但其实体制所压迫的往往不仅是那些人民而已，即便是代表国家的那些军警，也因其作为市民的存在也成为被压迫的一方。

如同电影中也演示出的父权文化，其实这种男性气质的性别角色印象也成为了男性个体的桎梏，只不过通常这是被忽视的部分。就如同金浩英作为威权打手众人看到的是他作为爪牙打压人民的暴行，但我们却忽视了他也是国家暴力的受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