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崛起终须一战？第一次世界大战之“修昔底德陷阱”(5)

奥斯曼帝国的传统战略本是联英抗俄，这种战略在克里米亚战争中十分成功。但在英法俄三国协约建立后奥斯曼开始怀疑这个策略是否能继续适用，因此逐渐开始靠拢德意志帝国。1903年，德国开始兴建由柏林直通巴格达的巴格达铁路，这条铁路对德国初生的殖民帝国之地位就相当于苏伊士运河于英国一般，可使运输道路绕过由英国主宰的地中海与苏伊士运河，连接其东非殖民地。这条铁路的兴建，关键性的改变了中东脆弱的权力平衡，因此被认为是一战开打的一大原因。
大国崛起终须一战?
有趣的是，修昔底德的原话其实暗示了修昔底德陷阱本身是个自证预言——战争不一定来自大国崛起本身，而来自对大国崛起的恐惧。英德间的军备竞赛与战前形势的升级，与其说是双方主动求战，倒更像是囚犯困局所引起的悲歌。虽然和平是共同的最佳解，但战争却是个体的最优选择。
或许我们对霸权的理解就来自战争。我们只有在一个新兴势力赢得对既有霸权的战争后，才会在历史上将其理解为崛起的霸权。例如课本上时常将1588“无敌舰队”的溃败当成英西霸权的交替，但其实英国是在两三百年后才真正成为霸权，更跳过了荷兰在17世纪的金融贸易主宰地位。所以我们也可以这么说战争后才有霸权。
我们更是时常高估冲突升级成战争的可能性，这来自可及性偏误 ：我们对历史的了解由一个个战争建构，使我们能想起的显著冲突都引起了战争。而没有升级成战争的冲突，就逐渐消失在历史的尘埃中，更不易被大众想起。
倒不是说一战完全是荒谬的，而是说它或许可以避免。战争的爆发时常就只是建筑在双方共同认知“对方会先攻击自己”后的先下手为强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