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麦人即使屡战屡败，为何也不肯真心效忠英格兰王室？(2)

撒克逊人皈依基督教以来，英格兰一直都有修道院。修道院依靠王公贵人的捐献，势力飞速扩张。后者由于蒙昧无知，由于朝不保夕的危险生活，也由于他们作孽甚多、良心亟需抚慰，不知道除了向教会慷慨捐输以外，还有什么办法更便于取悦神明。但直到那时候为止，修道士虽然有教规律法的约束，仍然没有与世俗生活完全隔离。他们负责儿童教育，勤勉地从事自己的产业，并不严格遵守教规，也没有立誓服从长上。他们仍然可以选择独身或婚姻而无需退出修道院。
但是，在意大利，对虔诚的错误理解已经产生了一种新型的修道士，称为本尼迪克特派，引进了更加严格的禁欲纪律，要求修道士完全与世隔绝，弃绝一切自由，力行贞洁。这些戒律和实践首先产生于迷信，随后受到罗马教廷及其政策的欢迎和支持。罗马主教日夜期盼自己掌握对教会的绝对统治权，明白一旦神职人员禁欲守贞，完全切断与民事权力的纽带，被剥夺了一切世俗的野心，把一切精力倾注于以永无止境的勤奋来光大教会的荣耀，将会多么值得庆幸。罗马教廷明白，如果修道士可以结婚成家，就永远无法接受严格的纪律，或是甘心作上级命令的驯服工具，实现罗马教廷要求的热诚和服从。

因此，教皇大肆鼓吹禁欲守贞是教士无法推卸的责任，要求整个西方世界的神职人员弃绝婚姻的权利。这是一种有利可图的政策，但与人类两性禀赋最强大的自然倾向背道而驰，执行起来极为困难。这样严厉的措施自然激起了激烈的反抗，教阶制度的既得利益、神职人员的自然倾向都与之对立。虽然有罗马的力量，仍然能将这种改革推迟三个世纪之久。主教和教区牧师与世俗的联系比修道士更多，让他们与家庭分离，成功的希望更为微弱，论证他们应该弃绝婚姻的理由更为牵强。
但教皇把修道士视为自己权力的基础，决心将更严格的戒律强加给修道士，要求他们做出禁欲的表率，毁弃一切妨碍教廷精神统治策略的牵挂。因此，在改革古代教会机构那些在某种意义上不可避免的弊端的名义下，教皇将欧洲南部各邦的修道院置于严格的戒律之下，开始试图把革新引入英格兰。埃德里德的迷信和邓斯坦的鲁莽为改革运动提供了良好的机会，教廷贪婪地抓住了这个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