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先生的《我们仨》(2)

钟书把自己缩得不能再小，紧闭着眼睛说：“我不在这里！”他笑得都站不直了。我隔着他的肚皮，也能看到他肚子里翻滚的笑浪。
阿圆说：“有这种alibi吗？”（注：alibi,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据。）
我忍不住也笑了。三个人都在笑。客厅里的电话响了几声，我们才听到。
接电话照例是我的事（写回信是钟书的事）。我赶忙去接。没听清是谁打来的，只听到对方找钱钟书去开会。我忙说：“钱钟书还病着呢，我是他的老伴儿，我代他请假吧。”对方不理，只命令说：“明天报到，不带包，不带笔记本，上午九点有车来接。”
我忙说：“请问在什么地点报到？我可以让司机同志来代他请假。”
对方说：“地点在山上，司机找不到。明天上午九点有车来接。不带包，不带笔记本。上午九点。”电话就挂断了。
钟书和阿圆都已听到我的对答。钟书早一溜烟过来坐在我旁边的沙发上。阿圆也跟着出来，挨着爸爸，坐在沙发的扶手上。她学得几句安慰小孩子的顺口溜，每逢爸爸“因病请假”，小儿赖学似的心虚害怕，就用来安慰爸爸：“提勒提勒耳朵，胡噜胡噜毛，我们的爸爸吓不着。”（“爸爸”原作“孩子”。）
我讲明了电话那边传来的话，很抱歉没敢问明开什么会。按说，钟书是八十四岁的老人了，又是大病之后，而且他也不担任什么需要他开会的职务。我对钟书说：“明天车来，我代你去报到。”
钟书并不怪我不问问明白。他一声不响起身到卧房去，自己开了衣柜的们，取出他出门穿的衣服，挂在衣架上，还挑了一条干净手绢，放在衣袋里。他是准备亲自去报到，不需我代表——他也许知道我不能代表。
我和阿圆还只顾捉摸开什么会。钟书没精打采地干完他的晚事（洗洗换换），乖乖地睡了。他向例早睡早起，我晚睡晚起，阿圆晚睡早起。
第二天早上，阿圆老早做了自己的早饭，吃完到学校上课去。我们两人的早饭总是钟书做的。他烧开了水，泡上浓香的红茶，热了牛奶（我们吃牛奶红茶），煮好老嫩合适的鸡蛋，用烤面包机烤好面包，从冰箱里拿出黄油、果酱等放在桌上。我起床和他一起吃早饭。然后我收拾饭桌，刷锅洗碗，等着他穿着整齐，就一同下楼散散步，等候汽车来接。
将近九点，我们同站在楼门口等待。开来一辆大黑汽车，车里出来一个穿制服的司机。他问明钱钟书的身分，就开了车门，让他上车。随即关上车门，好像防我跟上去似的。我站在楼门口，眼看着那辆车稳稳地开走了。我不识汽车是什么牌子，也没注意车牌的号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