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先生的《我们仨》(31)

李伟告诉我说，某某等同学的孩子送入托儿所，生活刻板，吃、喝、拉、撒、睡都按规定的时间。她舍不得自己的孩子受这等训练。我也舍不得。
我们对门的邻居是公务员太太，丈夫早出晚归。她没有孩子，常来抱圆圆过去玩。她想把孩子带到乡间去养，对我们说：乡间空气好，牛奶好，菜蔬也好。她试图说服我们把孩子交托给她带到乡间去。她说：我们去探望也很方便。
如果这是在孩子出生之前，我也许会答应。可是孩子怀在肚里，倒不挂心，孩子不在肚里了，反叫我牵心挂肠，不知怎样保护才妥当。对门太太曾把圆圆的小床挪入她的卧房，看孩子能否习惯。圆圆倒很习惯，乖乖地睡到老晚，没哭一声。钟书和我两个却通宵未眠。他和我一样的牵心挂肠。好在对门太太也未便回乡，她丈夫在巴黎上班呢。她随时可把孩子抱过去玩。我们需一同出门的时候，就托她照看。当然，我们也送他报酬。
钟书通过了牛津的论文考试，如获重赦。他觉得为一个学位赔掉许多时间，很不值当。他白费功夫读些不必要的功课，想读的许多书都只好放弃。因此他常引用一位曾获牛津文学学士的英国学者对文学学士的评价：“文学学士，就是对文学无识无知。”钟书从此不想再读什么学位。我们虽然继续在巴黎大学交费入学，我们只各按自己定的课程读书。巴黎大学的学生很自由。
住在巴黎大学城的两位女士和盛澄华，也都不想得博士学位。巴黎大学博士论文的口试是公开的，谁都可去旁听。他们经常去旁听。考官也许为了卖弄他们汉学精深，总要问些刁难的问题，让考生当场出丑，然后授予博士学位。
真有学问的学者，也免不了这场难堪。花钱由枪手做论文的，老着面皮，也一般得了博士学位。所以林藜光不屑做巴黎大学博士，他要得一个国家博士。可惜他几年后得病在巴黎去世，未成国家博士。
钟书在巴黎的这一年，自己下功夫扎扎实实地读书。法文自十五世纪的诗人维容读起，到十八、十九世纪，一家家读将来。德文也如此。他每日读中文、英文，隔日读法文、德文，后来又加上意大利文。这是爱书如命的钟书恣意读书的一年。我们初到法国，两人同读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他的生字比我多。但一年以后，他的法文水平远远超过了我，我恰如他《围城》里形容的某太太“生小孩儿都忘了。”
我们交游不广，但巴黎的中国留学生多，我们经常接触到一个小圈子的人，生活也挺热闹。
向达也到了巴黎，他仍是我们的常客。林藜光好客，李伟能烹调，他们家经常请客吃饭。T小姐豪爽好客，也经常请客。H小姐是她的朋友，比她更年轻貌美。H小姐是盛澄华的意中人。盛澄华很羡慕我们夫妻同学，也想结婚。可是H小姐还没有表示同意。有一位由汪精卫资助出国留学的哲学家正在追T小姐。追求T小姐的不止一人，所以，仅我提到的这几个人，就够热闹的。我们有时在大学城的餐厅吃饭，有时在中国餐馆吃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