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先生的《我们仨》(33)

第五节
我们出国乘英国邮船二等舱，伙食非常好。回国乘三等舱，伙食差多了。圆圆刚断奶两个月，船上二十多天，几乎顿顿吃土豆泥。上船时圆圆算得一个肥硕的娃娃，下船时却成了个瘦弱的孩子。我深恨自己当时疏忽，没为她置备些奶制品，辅佐营养。我好不容易喂得她胖胖壮壮，到上海她不胖不壮了。
钟书已有约回清华教书，我已把他的书本笔记和衣物单独分开。船到香港，他就上岸直赴昆明西南联大（清华当时属西南联大）。他只身远去，我很不放心。圆圆眼看着爸爸坐上小渡船离开大船，渐去渐远，就此不回来了，她直发呆。她还不会说话，我也无法和她解释。船到上海，我由钟书的弟弟和另一亲戚接到钱家。我们到辣斐德路钱家，已是黄昏时分。我见到了公公（我称爹爹）、婆婆（我称唔娘）、叔父（我称小叔叔）、婶母（我称四婶婶），以及妯娌、小叔子、小姑子等。
圆圆在船上已和乘客混熟了，这时突然面对一屋子生人，而亲人又只剩了妈妈一个，她的表现很不文明。她并不扑在妈妈身上躲藏，只对走近她的人斩绝地说“nonnon！”（我从未教过她法语），然后像小狗般低吼“rrrrrr……”卷的是小舌头（我也从不知道她会卷小舌头）。这大概是从“对门太太”处学来的，或是她自己的临时应付。她一岁零三个多月了，不会叫人，不会说话，走路只会扶着墙横行，走得还很快。这都证明我这个书呆子妈妈没有管教。
大家把她的低吼称作“打花舌头”，觉得新奇，叫她再“打个花舌头”，她倒也懂，就再打个花舌头。不过，她原意是示威，不是卖艺，几天以后就不肯再表演，从此她也不会“打花舌头”了。钱家的长辈指出，她的洋皮鞋太硬，穿了像猩猩穿木屐；给她换上软鞋，果然很快就能走路了。
她从小听到的语言，父母讲的是无锡话，客人讲国语，“对门太太”讲法语，轮船上更是嘈杂，她不知该怎么说话。但是没过多久，她听了清一色的无锡话，很快也学会了说无锡话。
我在钱家过了一夜就带着圆圆到我爸爸处去，见了爸爸和姐妹等。圆圆大约感觉到都是极亲的人，她没有“吼”，也没喊“nonnon”。当时，钱家和我爸爸家都逃难避居上海孤岛，居处都很逼仄。我和圆圆有时挤居钱家，有时挤居爸爸家。
钟书到昆明西南联大报到后，曾回上海省视父母，并送爹爹上船（由吴忠匡陪同前往蓝田师院），顺便取几件需要的衣物。他没有勾留几天就匆匆回昆明去。
我有个姨表姐，家住上海霞飞路来德坊，她丈夫在内地工作。她得知我爸爸租的房子不合适，就把她住的三楼让给我爸爸住，自己和婆婆妯娌同住二楼。她的妈妈（我的三姨妈）住在她家四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