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先生的《我们仨》(45)

自从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钟书辞去了震旦女子文理学院的几个小时课，任中央图书馆英文总纂，编《书林季刊》，后又兼任暨南大学教授，又兼英国文化委员会顾问。《围城》出版后，朋友中又增添了《围城》爱好者。我们的交游面扩大了，社交活动也很频繁。
我们沦陷上海期间，饱经忧患，也见到世态炎凉。我们夫妇常把日常的感受，当做美酒般浅斟低酌，细细品尝。这种滋味值得品尝，因为忧患孕育智慧。钟书曾说：“一个人二十不狂没志气，三十犹狂是无识妄人。”他是引用桐城先辈语：“子弟二十不狂没出息，三十犹狂没出息”；也是“夫子自道”。
胜利后我们接触到各式各等的人。每次宴会归来，我们总有许多研究，种种探索，我们把所见所闻，剖析琢磨，“读通”许多人，许多事，长了不少学问。
朱家骅曾是中央庚款留英公费考试的考官，很赏识钱钟书，常邀请钟书到他家便饭——没有外客的便饭。一次朱家骅许他一个联合国教科文的什么职位，钟书立即辞谢了。我问钟书：“联合国的职位为什么不要？”他说：“那是胡萝卜！”当时我不懂“胡萝卜”与“大棒”相连。压根儿不吃“胡萝卜”，就不受大棒驱使。
钟书每月要到南京汇报工作，早车去，晚上老晚回家。一次他老早就回来了，我喜出望外。他说：“今天晚宴，要和‘极峰’（蒋介石）握手，我趁早溜回来了。”
胜利的欢欣很短暂，接下是普遍的失望，接下是谣言满天飞，人心惶惶。
钟书的第一个拜门弟子常请老师为他买书。不论什么书，全由老师选择。其实，这是无限止地供老师肆意买书。书上都有钟书写的“借痴斋藏书”并盖有“借痴斋”图章；因为学生并不读，专供老师借阅的，不是“借痴”吗！钟书蛰居上海期间，买书是他的莫大享受。新书、旧书他买了不少。“文化大革命”中书籍流散，曾有人买到“借痴斋”的书，寄还给钟书，也许上海旧书摊上，还会发现“借痴斋藏书”。藏书中，也包括写苏联铁幕后面的书。我们的阅读面很广。所以“人心惶惶”时，我们并不惶惶然。
郑振铎先生、吴晗同志，都曾劝我们安心等待解放，共产党是重视知识分子的。但我们也明白，对国家有用的是科学家，我们却是没用的知识分子。
我们如要逃跑，不是无路可走。可是一个人在紧要关头，决定他何去何从的，也许总是他最基本的感情。我们从来不唱爱国调。非但不唱，还不爱听。但我们不愿逃跑，只是不愿去父母之邦，撇不开自家人。我国是国耻重重的弱国，跑出去仰人鼻息，做二等公民，我们不愿意。我们是文化人，爱祖国的文化，爱祖国的文学，爱祖国的语言。一句话，我们是倔强的中国老百姓，不愿做外国人。我们并不敢为自己乐观，可是我们安静地留在上海，等待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