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先生的《我们仨》(46)

第十节
解放后，中国面貌一新，成了新中国。不过我们夫妇始终是“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我们也一贯是安分守己、奉公守法的良民。
一九四九年夏，我们夫妇得到清华母校的聘请，于八月廿四日携带女儿，登上火车，廿六日到达清华，开始在新中国工作。
钟书教什么课我已忘记，主要是指导研究生。我是兼任教授，因为按清华旧规，夫妻不能在同校同当专任教授。兼任就是按钟点计工资，工资很少。我自称“散工”。后来清华废了旧规，系主任请我当专任，我却只愿做“散工”。因为我未经改造，未能适应，借“散工”之名，可以逃会。妇女会开学习会，我不参加，因为我不是家庭妇女。教职员开学习会，我不参加，因为我没有专职，只是“散工”。我曾应系里的需要，增添一门到两门课，其实已经够专任的职责了，但是我为了逃避开会，坚持做“散工”，直到“三反运动”。
圆圆已有学名钱瑗。她在爷爷发现“读书种子”之前，只是个无足轻重的女孩子。我们“造反”，不要她排行取名，只把她的小名化为学名。她离上海时，十二周岁，刚上完初中一年级。她跟父母上火车，一手抱个洋娃娃，一手提个小小的手提袋，里面都是她自己裁剪缝制的洋娃娃衣服。洋娃娃肚子里有几两黄金，她小心抱着，她看似小孩子，已很懂事。
到清华后，她打算在清华附中上学，可是学校一定要她从一年级读起。我看到初中学生开会多，午后总开会。阿瑗好不容易刚养好病，午后的休息还很重要，我因此就让她休学，功课由我自己教。阿瑗就帮爸爸做些零星事，如登记学生分数之类。她常会发现些爸爸没看到的细事。例如某某男女学生是朋友，因为两人的课卷都用与众不同的紫墨水。那两人果然是一对朋友，后来结婚了。她很认真地做爸爸的助手。
钟书到清华工作一年后，调任毛选翻译委员会的工作，住在城里，周末回校，仍兼管研究生。毛选翻译委员会的领导是徐永焕同志，介绍钟书做这份工作的是清华同学乔冠华同志。事定之日，晚饭后，有一位旧友特雇黄包车从城里赶来祝贺。客去后，钟书惶恐地对我说：“他以为我要做‘南书房行走’了。这件事不是好做的，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无功无过”，他自以为做到了。饶是如此，也没有逃过背后扎来的一刀子。若不是“文化大革命”中，档案里的材料上了大字报，他还不知自己何罪。有关这件莫须有的公案，我在《丙午丁未纪事》及《干校六记》里都提到了。我们爱玩福尔摩斯。两人一起侦探，探出并证实诬陷者是某某人。钟书与世无争，还不免遭人忌恨，我很忧虑。钟书安慰我说：“不要愁，他也未必能随心。”钟书的话没错。这句话，为我增添了几分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