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先生的《我们仨》(58)

他每次发病就不能躺下睡觉，得用许多枕头被子支起半身，有时甚至不能卧床，只能满地走。我们的医疗关系，已从“鸣放”前的头等医院逐渐降级，降到了街道上的小医院。医生给点药吃，并不管事。他哮喘病发，呼吸如呼啸。我不知轻重，戏称他为“呼啸山庄”。
师大的校医院和小红楼很近。阿瑗带我们到校医院去看病打针。可是他病的相当重，虽吃药打针，晚上还是呼啸。小红楼也一样停电停暖气。我回干面胡同取来的冬衣不够用。有一夜，他穿了又重又不暖和的厚呢大衣在屋里满地走。我已连着几夜和衣而卧，陪着他不睡。忽然，我听不见他呼啸，只见他趴在桌上，声息全无。我吓得立即跳起来。我摸着他的手，他随即捏捏我的手，原来他是乏极了，打了个盹儿，他立刻继续呼啸。我深悔闹醒了他，但听到呼啸，就知道他还在呼吸。
一九七四年的一月十八日下午，我刚煮好一锅粥，等阿瑗回来同吃晚饭。校内“批林批孔”，运动正值高xdx潮。我听到钟书的呼啸和平时不同，急促得快连续不上了。多亏两家邻居，叫我快把“爷爷”送医院抢救。阿瑗恰好下班回来，急忙到医院去找大夫，又找到了校内的司机。一个司机说，他正要送某教师到北医三院去，答应带我们去抢救病人。因为按学校的规则，校内汽车不为家属服务。
我给钟书穿好衣裳、棉鞋，戴上帽子围巾，又把一锅粥严严地裹在厚被里，等汽车来带我们。左等右等，汽车老也不来。我着急说：“汽车会不会在医院门口等我们过去呀？”一位好邻居冒着寒风，跑到医院前面去找。汽车果然停在那呆等呢。邻居招呼司机把车开往小红楼。几位邻居架着扶着钟书，把他推上汽车。我和阿瑗坐在他两旁，另一位病人坐在前座。汽车开往北医三院的一路上，我听着钟书急促的呼啸随时都会停止似的，急得我左眼球的微血管都渗出血来了——这是回校后发现的。
到了医院，司机帮着把钟书扶上轮椅，送入急诊室。大夫给他打针又输氧。将近四小时之后，钟书的呼吸才缓过来。他的医疗关系不属北医三院，抢救得性命，医院就不管了。钟书只好在暖气片的木盖上躺着休息。
送我们的司机也真好。他对钱瑗说：他得送那位看病的教师回校，钱老师什么时候叫他，他随叫随到。钟书躺在宽仅容身的暖气片盖上休息，正是午夜十二点。阿瑗打电话请司机来接。司机没有义务大冬天半夜三更，从床上起来开车接我们。他如果不来接，我们真不知怎么回小红楼。医院又没处可歇，我们三人都饿着肚子呢。
裹在被窝里的一锅粥还热，我们三人一同吃了晚饭，钟书这回不呼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