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先生的《我们仨》(59)

校医室也真肯照顾，护士到我们家来为钟书打针。经校医室诊治，钟书渐渐好起来，能起床卧在躺椅里，能由我扶着自己到医院去请护士打针。
我们和另两家合住这一组房子，同用一个厨房，一间卫生间。一家姓熊，一家姓孟。平日大家都上班或上学。经常在家的，就剩我们夫妇、孟家一个五岁多的男孙、熊家奶奶和她的小孙子。三餐做饭的是老熊和孟家主妇（我称她小常宝），还有我。我们三个谈家常或交流烹调经验，也互通有无，都很要好。孟家小弟成天在我们屋里玩。熊家小弟当初只会在床上蹦，渐渐地能扶墙行走，走入我们屋里来。
那时的钟书头发长了不能出去理发，满面病容，是真正的“囚首垢面”。但是熊家小弟却特别垂青，进门就对“爷爷”笑。钟书上厕所，得经过他们家门口。小弟见了他，就伸出小手要爷爷抱。钟书受宠若惊。熊家奶奶常安慰我说：“瞧！他尽对爷爷笑！爷爷的病一定好得快。”
可是熊家奶奶警觉地观察到钟书上厕所走过他家时，东倒西歪。房子小，过道窄，东倒西歪也摔不倒。熊家奶奶叫我注意着点儿。钟书已经抢救过来，哮喘明显地好了。但是我陪他到医院去，他须我扶，把全身都靠在我身上，我渐渐地扶不动他了。他躺在椅里看书，也写笔记，却手不应心，字都歪歪斜斜地飞出格子。渐渐地，他舌头也大了，话也说不清。我怕是他脑子里长了什么东西。校医院的大夫说，当检查。
我托亲友走后门，在北京两个大医院里都挂上了号。事先还费了好大心思，求附近的理发店格外照顾；钟书由常来看顾他的所内年轻人扶着去理了发。
钟书到两个医院去看了病，做了脑电图。诊断相同：他因哮喘，大脑皮层缺氧硬化，无法医治，只能看休息一年后能否恢复。但大脑没有损伤，也没有什么瘤子。
我放下半个心，悬着半个心。钟书得休养一个时期。那时候，各单位的房子都很紧张。我在小红楼已经住过寒冬，天气已经回暖，我不能老占着人家的房子不还。我到学部向文学所的小战士求得一间办公室，又请老侯为我保驾，回家取了东西，把那间办公室布置停当。一九七四年的五月二十二日，我们告别了师大的老年、中年、幼年的很多朋友，迁入学部七号楼西尽头的办公室。
第十四节
办公室并不大，兼供吃、喝、拉、撒、睡。西尽头的走廊是我们的厨房兼堆煤饼。邻室都和我们差不多，一室一家；走廊是家家的厨房。女厕在邻近，男厕在东尽头。钟书绝没有本领走过那条堆满杂物的长走廊。他只能“足不出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