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先生的《我们仨》(61)

对方表示：钱钟书不能出门，小组可以到这屋里来工作。我就没什么可说的了。
我们这间房，两壁是借用的铁书架，但没有横格。年轻人用从干校带回的破木箱，为我们横七竖八地搭成格子，书和笔记本都放在木格子里。顶着西墙，横放两张行军床。中间隔一只较为完整的木箱，权当床头柜兼衣柜。北窗下放一张中不溜的书桌，那是钟书工作用的。近南窗，贴着西墙，靠着床，是一张小书桌，我工作用的。我正在翻译，桌子只容一沓稿纸和一本书，许多种大词典都摊放床上。我除了这间屋子，没有别处可以容身，所以我也相当于挪不开的物件。近门有个洗脸架，旁有水桶和小水缸，权充上下水道。铁架子顶上搭一块木板，放锅碗瓢盆。暖气片供暖不足，屋子里还找出了空处，生上一只煤炉，旁边放几块蜂窝煤。门口还挂着夏日挡蚊子冬日挡风的竹帘子。
叶君健不嫌简陋，每天欣然跑来，和钟书脚对脚坐在书桌对面。袁水拍只好坐在侧面，竟没处容膝。周珏良有时来代表乔冠华，他挤坐在钟书旁边的椅上。据说，“钟书同志不懂诗词，请赵朴初同志来指点指点”。赵朴初和周珏良不是同时来，他们只来过两三次。幸好所有的人中没一个胖子，满屋的窄道里都走得通。毛主席诗词的翻译工作就是在这间陋室里完成的。
袁水拍同志几次想改善工作环境，可是我和钟书很顽固。他先说，屋子太小了，得换个房子。我和钟书异口同声，一个说“这里很舒服”；一个说“这里很方便”。我们说明借书如何方便，如何有人照顾等等，反正就是表示坚决不搬。袁辞去后，我和钟书咧着嘴做鬼脸说：“我们要江青给房子！”然后传来江青的话：“钟书同志可以住到钓鱼台去，杨绛同志也可以去住着，照顾钟书同志。”我不客气地说：“我不会照顾人，我还要阿姨照顾呢。”过了一天，江青又传话：“杨绛同志可以带着阿姨去住钓鱼台。”我们两个没有心理准备，两人都呆着脸，一言不发。我不知道袁水拍是怎么回话的。
一九七五年的国庆日，钟书得到国宴的请帖，他请了病假。下午袁水拍来说：“江青同志特地为你们准备了一辆小轿车，接两位去游园。”钟书说：“我国宴都没能去。”袁说：“钟书同志不能去，杨绛同志可以去呀。”我说：“今天阿姨放假，我还得做晚饭，还得看着病人呢。”我对袁水拍同志实在很抱歉，我并不愿意得罪他，可是他介于江青和我们俩之间，只好对不起他了。毛主席诗词翻译完毕，听说还开了庆功会，并飞往全国各地征求意见。反正钱钟书已不复是少不了的人，以后的事，我们只在事后听说而已。钱钟书的病随即完全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