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利普·津巴多如何回忆充满争议的监狱实验？(6)

实验结束后，我们花了6个小时进行事后解说——两个小时对“囚犯”，两个小时对“狱警”，接着再把所有人都召集到一起。我得以说道：“这是一次进行道德再教育的机会。我们都做了一些坏事，尤其是我。”我陈述了因为自己没有更早结束研究、没有更早介入而感到的愧疚。我一直限制“狱警”使用体罚，却没有限制他们使用心理惩罚，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心理惩罚其实更加恶劣。我继续说道，虽然也有几个“好狱警”没有虐待“囚犯”，但他们从未做过任何事情来减少其他“狱警”施加在“囚犯”身上的痛苦。有些“囚犯”没有崩溃，但他们也从未安慰过崩溃的“狱友”。我说：“因而，从某种意义上，我们都做了坏事。但这并不能说明我们作为个体的本质，因为你们每一个人都是我们精挑细选出来的，选择标准就是你们正常、健康，在很多方面都很突出。我愿意相信自己也是这样的人。
”
所有这一切非常显著地揭示了情境的力量：社会环境足以改变每个个体的人格和社会行为，其力量之大在这项研究之前是从未见过的。我说：“我们每个人就是例子。这项研究所传达的意义是，我们应当意识到在情境的力量面前，我们都是脆弱的。”能够花时间来分享这个信息，让我感觉很好。两周之后，我们把尽可能多的研究参与者请了回来，因为在当时，处理录像需要花去几周的时间。那时的录像带是16毫米的安培胶片，我们在演示之前还要编辑幻灯片和剪辑录音。一个月后，大约有6位参与者再次被找回来，因为《年代记》（Chronolog）对该研究进行了报道，这个节目是《60分钟》（60Minutes）的前身。一个摄制组来到斯坦福的地下室和我的实验室，对我、几名“囚犯”和“狱警”进行了拍摄。

《路西法效应：好人是如何变成恶魔的》，[美]菲利普·津巴多著，孙佩妏/陈雅馨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3月
后来节目播出了，那时大约是1971年10月。就在1971年8月20日——研究结束的第二天，在圣昆廷（SanQuentin）监狱发生了一次囚犯暴动。据说是非裔美国人、政治活动家乔治·杰克逊（GeorgeJackson）策划了6个单独监禁的狱友越狱。他有一支枪、一把钥匙，释放了单独监禁的囚犯们。他们杀害了几名狱警，还杀害了被单独监禁的囚犯中的几个告密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