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利普·津巴多如何回忆充满争议的监狱实验？(9)

观众们看到有人痛苦地说着“我不想继续下去了”，而权威却说“你必须继续”。我觉得他的电影比实验本身激起了更多伦理批判。而我并没有受到这样的待遇。研究结束后，发生了两件事情。许多心理学家与我联系说：“如果我能对你的‘狱警’进行正念训练，他们肯定就不会那样做了。”而实际上，我真的向斯坦福人类被试研究委员会提交了一个申请，想要再做一次实验。原先的那个实验可以作为控制组，我们想再设置两三种实验条件，让心理学家用一些方法训练“狱警”，使他们的行为更人道。这个研究的重点在于，我们可以消除斯坦福监狱实验中得到的那种负面结果。人类被试研究委员会问：“你能确保结果一定是这样吗？”我说：“不能。如果结果是一定的，那就用不着做实验了。”他们说：“那么我们不能允许实验。”这真令人难过。这个实验的目的就是要看看：你是否能够训练“狱警”，让他们不向情境的力量屈服。
这真的很重要，但斯坦福人类被试研究委员会不同意进行实验。
在米尔格拉姆和我的研究之后，斯坦福和其他所有研究机构都变得格外保守。所有对参与者，特别是学生参与者施加压力的研究都被禁止了，于是大量的行为学研究都做不成了。更加糟糕的是，近年来，很多社会心理学家会给出假想的场景：想象你是一个狱警，你会做出A、B、C、D中的哪种行为？首先，我们知道那并不能代表你在那个情境中实际将会做什么。除非身临其境，你怎么能知道自己会做什么呢？然而即便那样，实验者也不允许提出可能引发痛苦的问题。譬如，如果我在进行宽恕方面的研究，被试是一位女性，我问：“想象一下你被性虐待，而我们抓住了虐待者，在哪种情况下，你会愿意宽恕他？比如他这么说，或者那么说。”这样做是不允许的，因为要一个女性想象自己遭受性虐待会导致痛苦。也就是说，现在有整整一个研究领域、整整一个心理探究的方向都被剔除了，你甚至不能让人们去想象，更不用说让他们置身其境。
另一个问题是，如今心理学的很大一部分发展成了神经心理学，一切结果都在大脑里，因而排除了对情境的关注。我们只关心人的脑子里发生了什么，常见的研究方式是把人放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仪中。很多研究者把关注点从人性的基本问题转向了大脑，去理解大脑是如何阐释情境的。
作者 | [美]菲利普·津巴多
摘编 | 刘亚光
编辑 | 申婵
校对 | 李世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