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焕庸120年祭：以他命名的一条线，该不该破？能不能破？怎么破？｜高访(4)

20世纪80年代末，胡焕庸与博士生在一起，右一为丁金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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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渊：你们跟胡先生交谈时，他会经常提到“胡焕庸线”吗？
丁金宏：我们会讨论这个话题，但他不会特别强调这条线的重要性。他是位平和的学者，不会标榜自己的学术成果。
1935年，胡先生在《中国人口之分布》一文中提出了一条人口地理分界线，叫做“瑷珲-腾冲线”。一直到1984年7月，美籍华裔人口学家田心源教授到上海拜访胡先生时，提出“瑷珲-腾冲线”早已超越人口地理的范畴，被应用于人地关系所能触及的诸多领域，应该称为“胡焕庸线”。这是目前所知“胡焕庸线”称呼的肇始，后来广泛出现在研究文献中，这在相对谦逊的东方学术文化中并不常见。
高渊：在你看来，胡先生在1935年提出这条人口地理分界线，是偶然还是必然？
丁金宏：这要看当年的大背景。20 世纪初期，中国笼罩在甲午战败和庚子赔款的阴影中，除了反思制度痼疾和文化沉疴，庞大的人口数量也被认为是“冤头债主”。由此，人口和土地的尖锐矛盾成为解释国家危机的一个重要因子。
当时，有不少学者主张通过大规模垦荒，将过剩人口迁移到人烟稀少的西北地区，以缓解国家人满为患之忧。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西北地区更成为国内移民的唯一目的地，地方大员、民间贤达纷纷建议屯垦实边、开发移民，一时间方案层出不穷。不过，当时的中央和地方政府对开发西北并不积极，即便是多方要求设立的“西北建设委员会”也没批准。
高渊：但正是这种困顿时局，让研究人地关系的人口地理学应运而生？
丁金宏：对，当时有不少中外学者开始研究中国人口地理，竺可桢和翁文灏等人开始了中国人口地理的启蒙。20世纪30年代初，胡先生是中央大学地理系主任，他循着老师竺可桢的路径研究人口分布问题，更精细地划分人口地理单元，制作了江苏省江宁、句容等地的乡镇尺度的人口分布图，并用地形、土壤等地理要素加以解释。1935 年发表了《安徽省之人口密度与农产区域》，将安徽省分成皖北旱粮区、皖中稻米区、皖南及皖西茶山区四个农产区域，并据此解释人口分布。
在省、县人口地理分析的基础上，胡先生在作全国人口县级分辨率的地图制作和研究工作。他写《中国人口之分布》时，首要难题是人口数据的可得性和可靠性。胡先生尽量采用1935年当年的最新数据，但现实状况是只有浙江、山西等六省的县级统计是齐全的。他花了极大精力通过各种途径搜集核算了各地人口，其中江苏、安徽等17 个省的数据取自政府报告，直辖市、租界的数据主要取自《统计月报》和英国《政治家年鉴》，四川、贵州、福建三省因缺乏新近数据，不得不采用1925 年的邮政统计数据，藏族人口及西康、青海两省人口根据经验作了主观估计。此外，他还用了一些《申报年鉴》、英文《中国年鉴》等的零星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