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合伙人》：不只是揭露民族劣根性(3)

拉克希米在成功前后的遭遇可谓阴阳两极，人们最终趋于舆论和利益的表现让人大跌眼镜，而导演用到这种简明易懂的戏剧化差异，实际上削弱了传记影片的艺术性表达，使得人物对社会的两极化反映呈现得过于笼统，缺乏反思的深邃性。尤其是“合伙人”这个概念，明明可以打破，却困于追求一个“有始有终”的圆满诉求，而抛掉了男主人公内心深处早被现代化文明熏染的一部分，降回到原点。

男主角未能与“伯乐”在一起，削弱了思想深邃度。
影片中身为“伯乐”的帕丽，早已和拉克希米站在同一阵营，可谓志同道合，但却囿于拉克希米已婚身份，最终离他而去——这样的价值观完全是趋于导演一味强调商业化电影模式、符合大部分传统观众口味而强加上去，与现实中阿鲁纳恰拉姆的经历有所出入。
印度从以前只有12%的女性用得起卫生巾，到现在近乎百分百的女性用得起卫生巾，中间只隔了一个拉克希米。它让观众看到的是，打破旧有观念的唯一标准是：穷则思变，也让更多人得以反思，贫穷带来的商机和利益背后，埋藏了多少社会劣根性。就像印度籍经济学教授阿比吉特·班纳吉和法国籍经济学教授埃斯特·迪弗洛合著的《贫穷的本质》一书中最后所说：“关于宏观经济政策和体制改革，我们不想作过多评论，但也不会忽略这项事业所暗藏的逻辑：小的变化可以带来大的影响。”（文/范典）

电影《印度合伙人》海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