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文物回归：最美的重逢(3)

但不能否认的是，在过去的日子里，这种手段为我们拯救了大批海外流失文物。
新中国成立伊始，郑振铎等老一辈文物工作者深思熟虑，通过建立“香港秘密收购文物小组”等方式，在国力维艰之时仍为国家追回大批珍贵文物，开启了流失文物回归的恢弘篇章——“第一重要的是：先购董源的溪山行旅图轴。凡从日本来的东西，都应收。这是十分必要的。其次，凡有被美帝垂涎欲购之可能的，也必须先收。像李唐伯夷叔齐卷等，应先收”“香港的市面不好，正是收购的大好机会。惟必须十分的机密，十分的小心慎重，以免有坏人钻空子”……字字珍重，句句用心。
这绝非易事。
消博会上展出的一件西周倗季凤鸟尊，是由时任保利艺术博物馆馆长蒋迎春亲手接回来的，这一路可谓千辛万苦。
2003年，一位收藏圈内人士告诉蒋迎春及他的同事，听说海外有人收藏着一件商周时期的青铜器凤鸟大尊。商周时期流传下来的鸟兽型青铜器尊也就几十件，且绝大多数是兽型尊，鸟型尊极少，凤鸟造型的更是没见过也没听说过。蒋迎春请人在海外打听了半年多，终于查访到了藏主。但藏主拒绝露面。最后经过中间人反复劝说，藏主答应将货运到香港一家古董店，由古董店作为中间人与保利洽谈。
在这条路上，为了让更多文物回归祖国，广大中华儿女积极奔走，体现出了团结一致的向心力。有的甚至在花钱购回后无偿捐出……
如果说购回与赠予，是软性措施，那么司法诉讼便是硬性手段。备受关注的“章公祖师”肉身坐佛民间跨国追索一案，就是以法治方式破解文物追索困局。但民间跨国司法诉讼同样有着一定的局限性。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文化遗产法研究所所长王云霞教授认为，既然是诉讼，就会有输赢，结局如何不太好预测。万一败诉，下一步再由政府出面追索就很难了。与此同时，在中国国内诉讼，即便判决原告获胜，但因为被告和文物均不在中国，也很难获得实质性补偿，无法实现追回文物的目的。
可喜的是，政府部门通过各种方式，不断推进海外文物追索。比如，2019年，国家文物局接到举报，称一组曾伯克父青铜组器将于日本进行拍卖。警方调查显示，这批文物从湖北随州春秋早期曾国高等级贵族墓葬盗掘而来，是由实际持有人周某非法出口至日本。中国紧急照会日本驻华使馆。经努力，拍卖中止。周某表示无条件将国宝上交国家。
对于那些早已流出海外的文物，中国也与相关国家进行双边谈判与协商，根据法律进行追索。2018年，在国家文物局依据相关国际公约向意大利正式提出返还要求，提供了详细的鉴定意见和法律依据报告后，米兰法院作出将796件文物艺术品返还中国的最终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