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回归：最美的重逢(2)

它原属英国伦敦三大老牌古董商之一的斯佩尔曼（A&J Speelman）旧藏。斯佩尔曼家族囤积了大量的明代铜鎏金塑像，在市场上的出手可谓稳准狠。
2006年，斯佩尔曼在香港苏富比秋拍上一口气推出14件明永乐-宣德年间宫廷造像。其中一尊高72.5厘米的“大明永乐年施”铭款的大型鎏金释迦牟尼坐像以1.166亿港元成交，加上佣金总价达1.23596亿港元，成为当时世界上最贵的金铜佛像。通过这番操作，斯佩尔曼成功把明代塑像的市场价格炒上了天。
李卫强说：“中国人对流失文物寄予民族感情。海外古董商了解并且利用这一点去炒作市场热点。这一点从以前到现在，一直未变。”
探索与尝试
这些年，不时有专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提出“商业回购不应视为文物追索的有效方式”——国际市场上中国文物价格一路走高，跟中国文物收藏热潮有关。有些回购分明是纯粹的商业行为，却硬是与文物追索挂钩，也在很大程度上推高了这个市场。商业回购是以盈利为目的的行为，绑架国民的爱国热情不仅不道德，而且会给通过法律或外交途径追索文物造成障碍和困难。
但不能否认的是，在过去的日子里，这种手段为我们拯救了大批海外流失文物。
新中国成立伊始，郑振铎等老一辈文物工作者深思熟虑，通过建立“香港秘密收购文物小组”等方式，在国力维艰之时仍为国家追回大批珍贵文物，开启了流失文物回归的恢弘篇章——“第一重要的是：先购董源的溪山行旅图轴。凡从日本来的东西，都应收。这是十分必要的。其次，凡有被美帝垂涎欲购之可能的，也必须先收。像李唐伯夷叔齐卷等，应先收”“香港的市面不好，正是收购的大好机会。惟必须十分的机密，十分的小心慎重，以免有坏人钻空子”……字字珍重，句句用心。
这绝非易事。
消博会上展出的一件西周倗季凤鸟尊，是由时任保利艺术博物馆馆长蒋迎春亲手接回来的，这一路可谓千辛万苦。
2003年，一位收藏圈内人士告诉蒋迎春及他的同事，听说海外有人收藏着一件商周时期的青铜器凤鸟大尊。商周时期流传下来的鸟兽型青铜器尊也就几十件，且绝大多数是兽型尊，鸟型尊极少，凤鸟造型的更是没见过也没听说过。蒋迎春请人在海外打听了半年多，终于查访到了藏主。但藏主拒绝露面。最后经过中间人反复劝说，藏主答应将货运到香港一家古董店，由古董店作为中间人与保利洽谈。
在这条路上，为了让更多文物回归祖国，广大中华儿女积极奔走，体现出了团结一致的向心力。有的甚至在花钱购回后无偿捐出……